我曾对钱穆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身上那种老派的不现实。
这种不以为然也许能追溯到上小学时，在杨绛的散文《车过古战场》中，我第一次读到了钱穆，他看起来是个一肚子典故的固执老头，贫困，自尊心强。
与杨绛同车上北京的他，始终不愿吃一口她给的饼干。为维系困窘中的尊严，宁愿趁人不注意时去站台上胡乱买些食物。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小孩，怎么能理解钱穆这种书呆子气的自尊心呢？
那年头，经济迅速发展，万事都有新景象，老规矩彻彻底底地过时了，不懂变通的人成了被嘲笑的对象。那篇平淡的散文，也很快被我置诸脑后。
再听闻钱穆，就是上大学之后了。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在港台教授的世界里，“钱穆”是一个崇高的名字，代表着某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信念。
譬如我在学校的方柱子上磕破了皮，有人建议我向校长反映此处设计的不合理，并相信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你们的校长，那是钱穆的学生啊！”
再譬如来自香港的郭校长，每逢学校里有大小事，他总爱在演讲里回忆在新亚书院讲课的钱穆：当年，在一座破房子里，先生和学生都穷得没饭吃，但即便这样困窘，为了传统文化的使命和尊严，钱穆先生还是穿长袍来授课。
所以校长深有感触：“知识是有生命的，钱穆的《国史大纲》是在战乱中写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血有泪。书院的重建也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支援生命。这样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带走的就不只是学位，而是一生要走的方向……”
他讲得动情，教学楼外的建筑工地也正一片热闹，学院的教学楼只建造了一半，无人知晓它能否坚持下去。报考的学生，多是奔着这里国际化的“全英文教学”与一纸港校文凭而来。学校最热门的专业是商科，大家最大的目标，无非练好英文，顺便从严苛的教授那里争取好一些的成绩，以便日后在外企找份光鲜的工作。
这时候，竟然有人来跟我们讲，学位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是从钱穆那里传承来的书院教学的理念！一个大一新生从人群中站出来，带着老成的姿态对郭校长说：“您现实一点好不好？”
说到现实，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看起来可比年过六旬的校长更现实。入校第一年，能让大家联合起来嚷嚷的事，是让学校引进英语四、六级考试——因为有四、六级证书，求职才保险。后来学校增设了党支部，尽管只在五楼的一溜教师办公室里占了一间，计划去体制内的同学便安心了，能体验港式大学教育而又不耽误入党，体制内外两周全，于是皆大欢喜。
我也不例外，上大学是为了有个好出路。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史，喜欢中文的写作，但那又怎样呢？学好英文，准备出国，这才是正经路途。梦想，又不能当饭吃。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犹豫是否应该遵从自己的心意追求未来的道路：要不要出国？是不是从此走在英文的世界里？
一度我对此丝毫不抱希望，但读着钱穆的书，我还是动了心。他想必也曾饱受质疑与挫折，也是在疑惑与动摇后找到自己最终想走的路。这个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常州读中学时，还曾与瞿秋白一起带头闹学潮的乡间少年，最后却长成了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在95岁高龄时，就因为有人质疑其享受特权，钱穆便搬出住了30多年的素书楼，他也只说一句“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已”。
这份固执，让我想起在火车上婉拒杨绛的钱穆。合上书本，我只能深深叹一口气，相信自己绝没有这么彻底而孤高的心。
本科毕业时，尽管一位教国文的老教授建议我“试着去写点值得成为铅字的文字”，我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实用、更保险的道路，出了国，继续读国际新闻专业。
可是，即便身处伦敦的课堂上，我也常常想起钱穆。这里的师生会激辩资本家掌握媒体对言论自由的损害，痛斥“默多克与卡梅伦要好得共进晚餐”的传媒现状，那情状，竟像极了老辈人笔下的“东林风韵”：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曾以为钱穆对主流的不妥协是一种偏执，原来，英国的知识分子也一样。
在英伦三岛的雨雾中浸淫，看着这里高校中知识分子对自由与真理不懈的追求，我明白了20世纪50年代的钱穆，在饭都吃不饱的境况下，还穿着长袍去上课的意义所在。那是在花朵凋零的绝境中，依然要守护知识尊严的努力，是到困窘之际，也依然心怀天下的属于知识分子的“傻气”。
他们不向现实投降，不向污浊妥协。因为即使整个世界都贫困无力，只要教育还在坚持着对人类灵魂的关怀，不放弃激发学生更高贵品性的努力，社会总有希望。
要读过这些书、走过这些路、见过这些人，我才终于相信，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没有那么古怪；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并不一定那么不现实。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现实，生活中才有那么多美好。
终于有一天，处理完课业后，我打开文档，决定学学钱穆的“傻气”，开始写一些自己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把对现实的顾虑都扔一边去。“不论未来如何，我都想在符合自己信念的道路上走下去，”我对自己说，“只要饿不死就好。”
现在回头看，就从那一刻起，我已经踏上了回国的道路。还好，够不切实际的我，还没饿死。
（夏 夏摘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