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那个妈真行。她活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

　　“妈，你今年多大了？”

　　“跟润之同年。”她说。

　　“你见过他？”我问。

　　“嗯！”她答。

　　她的牙齿一颗没掉，胃口特别好，精神特别足。那时候大家都穷，如果能多寄点钱给她，肚子里的油水足一点，她能活到九十多或一百多岁。

　　她的思想十分开通：

　　“我喜欢火葬，干干净净，省地方、省心。”

　　遗憾的是，她逝世之后，在家的弟弟孝心太重，没按她的想法办，并且千辛万苦从清浪滩盘回父亲的遗骨，把老两口合葬在屋背后的山上。

　　至今，世界对于火葬还不习惯。

　　我对于葬仪的知识，除日本的《楢山节考》之外，几乎跟大家一样，或者多一点，比如“崖葬”“水葬”“天葬”……

　　我从小至今，不太把死亡放在心上，只是有过一次伤心的记忆。

　　1941年或1942年前后，我在福建福清县一个剧团待过。一天，我跟同龄的团员好友颜渊生，到四十里外一个名叫“东张”的乡下去探望一位戏剧界的朋友陈津汉。回城的时候，我建议不绕回环的山路而直接从山岭上走回去。据说，两年前在这道起起落落的山脉上，我军跟日军有一场惨烈的战斗。“去看一看！”颜渊生同意了。

　　我们一直在东西向的山脊小路上走着，忽然一颗雪白的骷髅头横在眼前，我们惊呆了。

　　绕了两圈，我跪下来捧起他。

　　救护队怎么把他漏了？让他一个人留在山顶上，让风吹，让雨淋，让太阳晒，每天晚上月亮和星星陪着，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右前方有块大石头，我们把他安放在可以挡风雨的缝隙里。

　　该讲点什么呢？面对着他，我一句话也讲不出。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妈妈回信说，几天都睡不着。

　　这际遇，眼泪是不济事的。

　　“文革”后期，我随中央美术学院下放到石家庄部队劳动三年，曾经到火葬场搬过一次骨灰。

　　是一布袋一布袋的东西，运回场地，堆起来有两层楼高，像一座小金字塔。我们种了很多水稻，这东西很肥田，种出的稻谷颗粒又大又油。

　　这个世界是个很实际的世界。人死了之后愿意送火葬场的，家人取回来的骨灰只是一小包圣洁的纪念品，不是全部。你要那么多干什么？都运回来你往哪里放？

　　所以我自己有个打算，遗嘱上一定要写得明明白白，死了之后给我换上最不值钱的衣服，记得剥下左手腕上的手表，家人和亲戚朋友送我到火葬场，办完手续交了费上车回家，一齐到家里喝杯咖啡或茶。一点骨灰纪念品都不要，更谈不上艺术骨灰瓷罐和黄花梨骨灰盒。

　　试问，你把我的骨灰带回家干什么？好好一间客厅、一间卧室放这么一个骨灰盒，煞不煞风景？阴风惨惨。儿女说不煞，孙子孙女说不煞，重孙子重孙女呢？他们知不知道这盒子里头装的是什么鬼玩意儿？

　　所以，全尾全须交给火葬场，什么都不带回来最妥当。

　　当然，我最大的后顾之忧是有人舍不得把我送火葬场，而偏要把我装进棺材深埋入泥坑里，地面上再弄些神乎其神的东西，花岗岩、大理石，刻上狗屁不通、言不由衷的表扬文章。正如菲尔丁先生在《汤姆·琼斯》第八章描写碧姬小姐所说的：“一个女性脸红若没人看见，就等于她根本不曾脸红。”

　　我从来脸皮厚，对我来说，不是脸红的问题。我困守泥坑，动弹不得，破口骂娘他们也听不到。直到百年、千年以后，渊博的考古学家把我挖出来，经过多种仪器测验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人虽然脸皮厚，由于地面多角度的强烈刺激，百千年至今脸上还透出蚩尤之色。”

　　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却喜欢鼓捣灵魂有无的问题。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连坐汽车、飞机的钱都省了。顺这个道理说，全尾全须送火葬场的应该比埋进土里的自由得多吧？比死了之后还要过集体生活的当然更不用说了！

　　讲一个以前的老笑话。

　　老华侨夫妇回国过海关，检验行李。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玻璃丝袜。”华侨答。

　　“玻璃还能做丝袜？瞎扯！”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巧克力。”华侨答。

　　“干什么的？”检查员问。

　　“吃的，是一种糖。”华侨答。

　　“毒品吧？”检查员问。

　　“甜的，我吃给你看！”华侨答。

　　打开一个木盒子，很多粉末，检查员抓了一把放进嘴里：“这是什么？”

　　“我爹的骨灰。”华侨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