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了推广台北故宫，出资请著名导演侯孝贤为其拍电影，这样就有了侯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虽然片长只有55分钟，但侯孝贤用了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还亲自担任解说配音，足见台北故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他没有以惯常的拍摄手法展示名家名作，而是在浩如烟海的故宫藏品中，选取了三件乾隆时期无名工匠的作品，并围绕着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刻画和丰富的联想。

　　在侯导演心目中，乾隆这位盛世皇帝也是最有品位的皇帝。偏好奇巧工艺的乾隆，眼光很高，很难有作品能入其目。这反而成了一种推力，令工匠们将技艺发挥到极致。而正是这些无名工匠的不朽作品，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盛世中国的荣景。

　　如此复杂而独特的视角，直接反映了侯导演的文化史观：“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手工技艺的历史。”所以，他在影片中反复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那句名言：“技艺，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

　　很显然，侯孝贤认为，中国的古人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这句话的佐证。而在这位法国人类学家的故乡，直到现在都还不断有人在为这句名言刻下注脚。

　　在距巴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村庄里，住着一位75岁的乡下老太太，她独自一人过着种草养马的田园生活。然而，每年时装发布季前夕，香奈儿公司都会派专人送来布料，请她为高级定制礼服制作织带。这位老太太有一手做手工织带的绝活，是她自己摸索出的独特工艺。当年，可可·香奈儿见到她的手艺后，就指定由她来制作织带，并成为该品牌的传统延续至今。

　　她所做的织带，就连卡尔·拉格菲尔德（香奈儿现任首席设计师）也不知道是怎么织出来的。老太太也从没见过卡尔设计的服装款式，她只要看到送来的面料，就知道该把织带做成什么样子。她会先把面料拆散，把不同颜色的经纬线分别抽出，再重新组合，最后用她自己发明的一种木头织机，做出独一无二的织带。

　　每当卡尔的裁缝们打开送来的织带时，他们都会由衷地发出满意的惊叹。一眼看去，这从服装面料中衍生出的织带，就像是面料生出的漂亮女儿，与那件优雅的礼服摆在一起，既有一目了然的血缘关系，又有另一个新生命的迷人风采。

　　你完全无法想象，这份沉静而浪漫的美，竟然出自一位因长年从事粗重劳动而指节变形、身材佝偻的乡下老妇之手。令我好奇的是，这位终日割草喂马、衣着俭朴、物欲低下的老人，究竟是如何与卡尔心灵相通，感受到设计师脑海中的那些优雅线条的？每当夜阑人静之时，孤独的老人埋首于老旧的木头织机，彼时彼刻，她的思绪是已飞到巴黎那流光溢彩的伸展台上，还是驰骋在乡间的自然美景中？

　　也许一切并没有那么复杂。毕竟老太太从1947年就开始从事手工织带技艺，迄今已有60多年。或许对织物的敏感早已融入了她的血液中，借助面料的质感和花纹，她就能与那未曾谋面的造型之美瞬间达成沟通。这让我想起在非常重视手工技艺的日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技艺的心”，说的就是这种境界吧。正如侯孝贤为纪录片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之所以喜欢手工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美感来源就是在这历史久远的技艺中逐渐形成的。”可在我看来，这历史久远的技艺似乎已经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

　　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周边县市，几乎都是生产服装辅料的重镇，我也时常前去采购。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一间挨一间的辅料行，成捆成捆的织带随便地堆在门口的人行道上，便宜的几毛钱一米，贵的也不过一两元钱。你包包上的彩条、外套上的滚边、内衣上的吊带，也许都来自这些南方小镇。

　　虽然我很少用到织带，但每次路过那里，我总忍不住要走过去摸一摸那些手感粗硬的机械织带。看着那搭配艳俗的彩条和千篇一律的化纤质感，不知怎的，我总是会想起法国的织带老太太。我特别想知道，香奈儿公司每次会付给她多少钱？想必是一个让中国的织带商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毕竟，她做的织带是用在二十几万元一套的衣服上，而我们的织带则是用在十几元一个的包包上；她做几条织带就要用上两个星期，而我们的织带则是高速织机以每秒几米的速度吐出来的。

　　同样是小镇里的人，创造财富的方式却是那么不同，而使用财富的方式则更加迥然有别。我们这里靠着廉价的织带，已经把静谧的乡村变成了热闹的城镇，喧嚣嘈杂、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时有“奔驰”“宝马”呼啸而过。而法国老太太的顶级手工，却从未让她离开那住了一辈子的乡下小屋。即便在名流云集的时装发布会现场，作为贵宾被邀请到场时，她也仍时刻挂念着她的马驹。

　　逐渐富裕的我们，也逐渐失去了手工技艺的传统，现在只能借助把赏古玩来想象祖先们那技艺超凡的身影。不知何时，“技艺的心”已离我们远去。文化的传承究竟是如何被切断的？面对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另一句名言，并以此来结束本文：

　　“刹那间捕捉到的文化特质，最能代表该文化的深层意识。”

　　（纹章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奢侈态度》一书，刘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