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屋》第二集开头出场的人物雷米·丹顿是华盛顿社交场合上经常能见到的那种职业说客，他出现在众议院多数党的三位巨头——议长、多数党领袖、党鞭——每星期二的聚会上，并不是唐突之举。三人聚会的场合，看上去像是国会附近的民主党俱乐部。顺便说一句，华盛顿这类俱乐部不少。民主、共和两党的俱乐部离国会都只有一街之隔。那里吃饭付账是会员制，会员之间的谈话不会被打扰。普通人也可以交钱加入这两个俱乐部，每年必须花的钱大概不会超过两千美元。不过，普通人很少愿意花这个钱，因此能在这里潇洒进出的，基本都是政治圈内之人，特别是政客与说客。

K街说客的收入很高

　　雷米的出场，是典型的政客与说客的会面。他走到三位议员面前，稍微有点谦恭地向安德伍德打招呼，而后者立即拿出老熟人的姿态向另外两人作介绍。当安德伍德说到雷米刚刚成为格兰顿·希尔事务所的合伙人时，两位大牌议员立即同时转过脸来向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们知道，雷米代表的至少是一个大公司的钱袋。雷米也立即透露，他的客户就是能源巨头桑科公司。安德伍德则不失时机、有点阴阳怪气地说，雷米是他用过的最好的新闻发言人，最后被别人从他那里挖走了。在雷米离开后，两位民主党的领袖愤愤不平地感慨道，这位年轻说客挣的钱，大概比在场三位政党大佬的工资加在一起还要多。

　　理解政客与说客的关系，可以说是懂得了华盛顿政坛的一半。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相互独立。华盛顿有上千名政客和法官，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脉；华盛顿还有数万名说客，用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客的决策。这个城市繁华的西北区K大街上，有四五百家公司专门进行游说活动，以至于K大街经常被称为美国的“第四权力中心”。司法部门独立判案，说客没有多少事可做；行政部门由白宫来领导，说客不时会到各部局去推动一些事项；立法部门535位参众议员，每个人代表着各自地区的利益，却要决定整个国家的大事，所以到那里去的说客最多。国会那些权力最大的议员，经常是说客盈门。

　　说客的工作其实挺简单：说服决策者。说服的方式无非就是晓之以情或动之以“利”。晓之以情，就是讲大道理——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等等，但是在晓之以情的背后一定有重要的利益。对国会议员们来说，最重要的利益并非在金钱而是在选票上。选票代表的是权力，失去选票就等于失去权力。在《纸牌屋》中，我们能看到宾夕法尼亚的议员罗素由于放弃了争取保留选区内的海军造船厂，造成1.2万人丢了工作，回到选区之内到处被人唾弃，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

K街说客的能耐很大

　　选票之外的利益是政治捐款。雷米代表的，就是一个有能力募集大量捐款的公司。但美国的商界并不能直接花钱去影响选举，也就是说，公司不能直接将款项捐到某个政客的竞选账户上，更不能打到个人账户上，否则就会犯下重罪。公司可以为政客召集募捐会，富裕的大公司有大批有能力解囊的高管。不过，高管个人的捐款额是有限制的，目前规定每人为每个选举委员会的捐款不能超过2400美元。商界影响政治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捐款给与政客们没有直接联系的诉求团体，比如枪支制造厂家会捐款给反对限制枪支的组织，等等。这些团体可以通过各种活动来支持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客。

　　根据美国宪法，每个公民都有直接向行政部门和议会请愿的权利，所以每个人在原则上都可以成为说客。的确，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来到国会议员的办公室作各种陈情，这也可以说是美国式上访。然而，职业说客是受雇替人说话的，所以政府要求在华盛顿的职业说客都要进行登记，以免出现政治阴谋。

　　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去向政府部门陈情，那还需要说客做什么？直接走进议员或者政府部门的办公室不就行了吗？问题是，政府的运作复杂，仅仅是议会里面负责不同事务的委员会就有200个左右。哪个议题该去找哪个委员会，哪个委员会里又是谁最能说上话，这是普通人很难搞清楚的。像雷米这种代表能源公司的人，就会知道到哪个委员会去找谁。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客通常出自在政府内部工作过的人。国会的说客中，有大批像雷米那样在国会当过助理的、懂得整个立法程序、跟多个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私人交情的人。不仅如此，许多大说客本身原来就是政客。议员和官员下野之后进入游说行业，这在华盛顿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对于许多没有其他本事的政客来说，游说是他们的生财之道。目前参众两院议员的年薪是17.4万美元，而一个大公司雇用的说客收入能有几十万美元。因此《纸牌屋》中才有那三位议员三人的工资相加还不如雷米多的说法。

　　不过话说回来，不是每个说客都能赚大钱。到国会去游说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凭着热情与信念去的。比如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非政府组织里的公关部门都有专业的游说者。他们得到的往往只有商界同行的一个零头。他们能拿出来的，不是捐款支票，而是他们推动的议题在选民中的影响。

K街说客的前景堪忧

　　黑色浅顶帽、深灰色风衣、表情冷漠，像极了好莱坞电影中的黑帮大佬。2006年，当美国最负盛名的“顶级政治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出现在华盛顿地方法院门外时，他的这身打扮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就在这一天，曾经呼风唤雨的他承认贿赂议员、欺诈和逃税3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阿布拉莫夫和其合伙人——众议院领袖汤姆·迪莱的前发言人迈克尔·斯坎伦，利用两人与迪莱的特殊关系，帮助自己的客户——印第安部落组织对华盛顿上层施加影响，以阻止竞争对手建造新赌场，威胁到他们一本万利的赌博生意。为了疏通上下关系，阿布拉莫夫用数千万美金大肆贿赂国会议员、白宫主管和内务部部长等要员。案发后，一场更大的政治地震在华盛顿连番出现，包括迪莱在内的数十名国会议员及助手或受压辞职或锒铛入狱。在报道这一轰动事件的文章中，《时代》周刊在阿布拉莫夫的特写照片旁，加上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大标题——买下华盛顿的人。

　　“游说是民主社会的功能，但是精英特殊利益集团及大量资金的卷入改变了其本来的面貌。”负责监督国会事务的克莱格·霍尔曼博士如是说。的确，作为美国民主体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利益集团和院外游说活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怎样让游说产业健康地生存，这是K街的困境，也是奥巴马的难题。

　　2009年，奥巴马首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在其上任后的第二天便签署了一项严格限制游说行为的行政令，可惜收效甚微。4年之后，当他再次竞选总统时，他又一次提到要把游说集团的影响从华盛顿的政策决策环节中剔除。

　　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表示，美国的游说产业正在迅速消失，今年一月的数据表明，该产业所花费的钱已经连续第三年减少。而那些曾在政府注册过的政治说客都纷纷将自己的注册解除。2013年，正式登记在册的说客数量为12281名，是自200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

　　《纸牌屋》中的雷米，代表的只是少数去国会游说的人。绝大多数来到这里的是普通人，来向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陈述意见。这也算是美式民主的特点吧。

　　（钱宇摘自《滇池天下》2014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