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他们可以爬着摘棉花、冒雨收麦子，为什么当孩子有出息了，他们却不能安然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习惯

　　吃完晚饭，邹林至沿着社区大院快走了4圈。这是4个孩子对她提出的要求，高血脂要通过锻炼和饮食调节，“吃药输液只是治标不治本，你再不听就只能瘫痪了！”走出医院大门时，小女儿曾这样狠狠地叮嘱过她。

　　回到家已经8点了，邹林至打开电视，看看墙上的钟表，开始揣测，4个孩子此时在干什么呢？大妮又在唠叨孩子吧；小妮要么在跳减肥操，要么在做面膜；大儿是在批改作业还是辅导儿子学习。小儿或许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吧。这样想着，邹林至握着电话的手又放下了。

　　邹林至踉踉跄跄地打了水，刷了假牙，洗了脚，看着电视画面不停变换。看看挂钟，近10点了，他们都该忙完了吧。她拿起电话打给大妮：“闺女，干吗呢？”大妮那边窸窸窣窣的一阵杂音：“妈，你有事吗？我正忙着给孩子洗羽绒服，没事我先挂了，回头打给你。”邹林至愣了愣，自己先挂了电话。

　　把床头柜里的一堆药拿出来，她忽然忘了奥美拉唑一次吃几片，便打电话给大儿子，大儿子说：“妈，您又哪里不舒服了？不是刚体检过吗？除了高血脂，其他各项指标都正常。”邹林至嗫嚅地说：“胃有点不舒服……”“妈，是你太敏感了，成天瞎想这儿有病，那儿有病，没病都被你想出病来了，实在难受就吃药吧，一次一片。”还没等邹林至回应，电话里已是一长串的忙音。

　　邹林至放下电话，把老伴的照片从饭桌上拿到床头柜上，幽幽地说了句：“你怎么就走在了我前头呢。”随后，她把电视音量开大一格，缩在床上准备睡觉。1.5米宽的床，近70岁的她躺上去，小小的一堆，像一个荒芜的小土丘。

　　每天早晨把老伴的照片从床头柜拿到客厅餐桌，晚上再从餐桌拿到床头柜，不看电视，但每晚都要开到凌晨，这是邹林至自老伴走后延续至今的习惯。闷了，就跟老伴说说话，就像当年一样，埋怨、指责他两句。当时买电视时，小女儿问她：“又不看电视，买电视干吗？”她说：“这样屋子里有声音啊，就像有人跟我说话一样。”小女儿扭过头去，没有说话。

　　虽然养育了4个孩子，到头来连个陪自己说话的人都没有。半夜醒来，邹林至睡不着，就抱着老伴的照片自言自语。有时候她看着邻居家儿孙满堂热热闹闹的景象，也会很自私地想：“当初为啥拼了命也要送娃上学呢？如果他们没读大学，说不定还能有一个留在身边。”

　　没有爱好、没有朋友、长年的埋头劳作，已大大消减了邹林至的语言功能，消磨掉了她的好奇心。自从老伴去世后，身体一向硬朗的她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眼睛干涩、睁不开，胃疼，头晕，高血脂等等。大儿子带着她去省城医院查了个遍，检查结果显示，除了血脂高，其他各项指标都正常。“为什么她感觉这么糟糕呢？”大儿子问医生。医生说：“人老了，身体各个器官开始衰竭，这是事实，但你妈之所以感觉自己有病，是心理出了问题，平时要多陪陪她。”

　　大儿子把母亲带回自己家。由于住房紧张，邹林至和9岁的孙子住一屋。可住了两夜，孙子就不干了，吵着说：“奶奶半夜老说话，很吓人。”大儿子问母亲晚上跟谁说话呢，邹林至说：“跟孙子啊，我睡不着，就想跟他说说话。”

　　邹林至只能在客厅睡沙发。每天早早做好早饭，打发儿子儿媳孙子走掉，她一个人围着客厅转，等他们下班。吃完晚饭，儿子辅导孩子写作业，儿媳对着电脑看电影。她坐在沙发上，跑这个屋问喝水吗，跑那个屋问要不要吃水果。没人抬头看她一眼，她局促地坐在沙发上，胸闷脑涨。

　　不到10天，邹林至就要走，小儿子把她接到上海。小儿媳妇是南方人，吃不惯她做的饭，一副厌恶的表情。还没到一周，夫妻俩就开始当着她的面吵架。邹林至对小儿子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要回去陪你爸。”

　　一个包袱，几件旧衣裳，邹林至又回到了空荡荡的家。

这个家空了

　　邹林至和老伴张志全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山东农村，两人都是文盲，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发誓要把孩子送出农门。相继生下4个孩子后，生活更加困苦。农忙时，两人拼命干农活，争取有个好收成，填饱全家的肚皮；农闲时，张志全到建筑工地做瓦工。即便如此，粮食也不够吃，邹林至夫妇吃玉米面，4个孩子吃白馒头。

　　孩子们都很争气，学习成绩都很好，这让邹林至夫妇看到了希望。农忙季节无论多忙，他们都不让孩子们插手。“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这是邹林至经常挂在嘴边教导孩子的话。

　　此后，4个孩子牢牢记住了自己的任务：学习。即使天雷滚滚，外面晾着被子，他们也没有去收拾的心思了。大女儿心思缜密，有一次写日记，写到父亲如何辛苦养家，“炙热的太阳下，看着父亲背上晒出来的密密麻麻的血泡，我心里满是内疚。小宇去做家教了，两个小时可以挣30元钱，我也很想去，多少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日记被小女儿读给邹林至听。邹林至简直气疯了：“家里缺她吃还是缺她喝了，我们家缺那30元钱吗？如果考不上大学，她一辈子别认我这个妈。”当晚，邹林至把大女儿训哭了，让女儿写下保证书：“绝不出去做家教等兼职，一心一意读书。”

　　那几年，大儿子读了高中，大女儿和小儿子读了初中，小女儿也上学了，家里花销陡增。为了供孩子读书，张志全到山西煤矿打零工，跟着在上海种植葡萄的表弟走街串巷地卖葡萄。邹林至一个人在家做农活，十几亩的棉花，一茬接着一茬地开，白花花的一大片，怕被人偷，邹林至不分昼夜地摘棉花，腰疼得受不了，就在棉花地里爬着前行。三个大点的孩子强烈要求帮妈妈一把，邹林至一一把孩子训斥回去：“我受再大的累都是为了让你们不再受这样的罪，你们把书读好了，我受苦受累都值得。”

　　也是在那一年秋收结束，因紧绷的身体和神经突然放松，邹林至大病了一场，查不出具体病因，两条腿肿得像木桶，晚上睡觉，床尾要放条高板凳把双腿垫高。4个孩子吓坏了，哭成一片，央求她去大医院检查。邹林至也害怕，也很想抱着孩子们大哭一场，也想释放压抑的感情，但是她挨个抹去孩子的眼泪，对他们说：“都去写作业！”孩子们不敢哭了，看着妈妈拖着两条病腿去做饭，传来饭香，心里才踏实下来。

　　在别人家孩子都像大人一样替家人分忧时，邹林至家的4个孩子就像少爷和公主——他们皮肤白嫩，永远都抱着书本啃，早早戴起了眼镜。在村里人看来，“如果他家四个孩子再没出息，就太对不起父母了”。

　　孩子们都很争气，各类奖状、证书挂满了灰扑扑的墙，这让邹林至夫妇很欣慰。

　　后来大女儿考上了中专，做了老师；大儿子、小儿子、小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各自定居在北京、上海、济南。孩子一个个离家、成家，连过春节人都凑不齐了。辛苦了大半辈子的邹林至夫妇长舒一口气的同时，也猛然发现：这个家空了。

最大的心愿

　　孩子们都各忙各的，电话由最初的一周一次，渐渐变为两周一次，甚至不再主动给他们打电话。两个老人撑不住了，挨个打过去，大女儿永远都在做家务，大儿子永远都在辅导孩子做作业，小儿子永远都在回家的地铁上，小女儿忙着约会、美容、健身、谈恋爱。2009年，张志全66岁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应该在正月初六宴请亲朋，大办一场。4个孩子提前半年就在电话里商量，如何给父亲办一个风风光光的生日宴会。邹林至夫妇提前两个月备肉、杀鸡、准备各种年货，整个院子里挂满了风干的肉和鱼。他们给孙子孙女买了新衣服、准备了红包，买好了新的床单被罩。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两人越发开心。

　　腊月二十八晚上，大儿子打来电话，说孩子发烧了，不能回来；电话刚挂，小儿子的电话打进来，支支吾吾半天，大致意思是媳妇要准备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没时间回来。张志全放下电话，把电话线拔下来，扔出老远，蒙头睡了。

　　老人憧憬中的儿孙满堂的团圆饭，只剩下大女儿一家和小女儿。张志全喝了好多酒，喝醉后蒙着被子呜呜地哭。这个默不作声、劳累、好强了一辈子的男人，连一句埋怨的话也说不出来。

　　一年后，张志全在建筑工地给人帮忙时，被一块掉落的石板砸中，当场身亡。孩子们陆续赶来，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邻居们都扼腕叹息：“张老头辛苦了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罪，孩子们出息了，他一点福也没享到。”邹林至看着披麻戴孝跪在棺材边的儿女，忽然觉得这些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竟是如此陌生。在她记忆里，4个孩子还是儿时的样子，放学回来叽叽喳喳地喊饿。而此时，他们不再喊饿，不再叽叽喳喳，不再是因过年没新衣服而哭泣的孩子。他们离她很远很远了，远到她已经不知道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孩子们七手八脚忙完了丧事，一周后便急不可耐地离去。大儿子教高三，“高考好坏影响奖金和职称”。小儿子在合资企业，“回去就要出差”。小女儿更是电话不断，一颗心早就飞走了。邹林至看着孩子们像打仗一样收拾行李，又像风一样离去，悲从中来，号啕大哭。

　　邹林至原本以为，孩子们会多待一两天，跟她说说话，为她的将来打算打算。她甚至在心里盼望着，有孩子能邀请她去住一段时间。可是，孩子们各自收拾行李，迫不及待地赶往车站，甚至没有一个人回头看看她，给她一个拥抱，哪怕一声嘱咐。

　　邹林至想起在棉花地里爬着摘棉花的日子，想起老伴一直到死都没能直起来的背……哭得无法停下来。

　　张志全的理想是“冬天去济南，春天去上海，秋天去北京，夏天我就回来坐在树下看蚂蚁上树。”曾经，累得无法坚持的时候，两人就畅想孩子们都考上大学的情景，可直到去世，他都从未去过北京和上海。两个儿子都说工作忙、住房紧张等等，从未正式邀请父母去看一看他们所在的城市。

　　邹林至睡了三天三夜，爬起来煮了碗面条，吃着面，眼泪又流了下来。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老伴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不用打针吃药，不需要儿女伺候。如果她病了瘫了，需要人照顾了，又能指望哪个孩子呢？

　　现在，邹林至每天掰着指头过日子，她明白，养儿防老已经是过去式了，她最大的愿望是也能像老伴一样，突然离世。

　　（湘云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14年第1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