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文明的尴尬，有些客气，其实应该说是文明的缺失。
那一天，我坐火车从北京回天津。火车的车厢是封闭式有空调的，在那种车厢里是不准吸烟的。这一点，没人不懂。然而，坐在我前面几排的两个30来岁的小伙子，竟拿出了烟，点着，旁若无人地吸了起来。
对此，旁观的国人有的视若无睹，有的微蹙眉头，却无人干涉。我呢，只是条件反射式地摸了摸衣兜里的烟，但想了想，没有拿出来。恰在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也是30来岁的老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过去，用相当熟练的汉语对那两个小伙子说：“这里不准吸烟！”
老外说这话时，脸色是严肃的，严肃中透着理直气壮，且他又是个外国人，那样子就显得有点傲慢。自然，他相信他是真理在握，因此他准以为下面的情景，一定是两个小伙子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接着就掐灭了烟吧。没想到，他错了，那两个小伙子听了他的话后，“腾”地站了起来，四目圆睁，狠狠地盯住了他。老外一看不妙，自嘲地耸了耸肩，摊了摊手，咧了咧嘴，绅士碰到无赖——有理说不清似的，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也许那个老外以为他管不了就不管了，也就罢了。没想到，他又错了。他刚刚回到座位上，那两个小伙子就跟了过来，一个站到他的座位旁边堵住他，另一个则坐在他对面的空座上。接着人们看到：两人狠狠地吸足了一口烟，然后分别冲着老外那张白里透红的脸，近距离地、准确地、一点儿都不剩地喷了过去……
天哪，这也太过分了吧！稍微有点儿血性的男人都不能容忍了！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老外竟然好似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中国古训，忍了。
忍了？忍了多没劲。于是，两人又吸了一口烟，又一次喷了过去……
天哪！
让我想象不到的是，面对这样的侮辱，那个老外居然一忍到底，这回竟然连肩都没耸，手都没摊，嘴都没咧，只是默默地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开了，脸上既没有蔑视，也没有恼怒。有的，只是无奈——可能还有恐惧。
再说一件事。有一回，一位朋友到我家来，看到我家阳台空荡荡的，就说他家里有一个闲置的书柜正好可以放在我家阳台的一角，藏书也行，存储杂物也行，干脆送给我吧。过了一些天，我到他家去时，看见了那个书柜，质量不错，量了量长宽，正好。我说那我就要了。
朋友说：“等哪天我借辆车给你送去吧。”我说：“行。”等我走出他家时，发现一辆三轮车正从面前经过。我灵机一动，对骑着那辆三轮车收破烂的小伙子说：“你先别收破烂了，你给我拉一趟书柜吧，我给你10块钱。”小伙子听了很高兴——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回来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小伙子骑着三轮车，边走边谈。主要是我问：老家是哪里的呀，那里的生活怎么样呀，你出来多久了呀，在天津都干了些什么呀，晚上住在哪呀，捡破烂儿一天能卖多少钱呀……他的回答，令我感到他生活的艰难，不禁使我对他产生了许多同情。此外，他那老实巴交的样子，也使我对他产生了许多好感和信赖。
没走多少路，就到了我家。小伙子帮我把书柜抬进了家。我拿出20块钱给他，说：“我就不下楼了，你下去把那两块玻璃给我拿上来吧。”小伙子看了看20块钱，愣怔了一下，没说什么就把钱揣进了衣兜，随后就下楼拿那两块玻璃去了。
然而，等我在阳台上把书柜稳稳地摆好，小伙子却还没有上来。我把头伸到窗外一看——哪里还有那个小伙子的影子？
天哪，这叫什么人哪？那两块玻璃是书柜上的门，刚才上楼时，害怕不小心碰碎了，我才临时卸下来放在三轮车上的。离了这个书柜，那两块玻璃门就毫无用处，可他却要拿走它们！而且，我对他也算不错啊！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可是太多太多了。
现在的人们，经常谈到文明缺失的问题，理论界更是为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我以为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自是有其特定的原因与经历；但从全社会来说，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热衷于阶级斗争起，我们的文明即出现了缺失。
我想起了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
1963年的秋天，我考进了南开大学。有一天，我带几位女同学参观我的宿舍。进门时，我下意识地抢先一步推开了宿舍的门，回头又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随后，几位女同学便走进了宿舍。
在我，这一切都很正常也很自然，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别的什么。意外的是，我的那两个邀请动作却被一些同学所嘲笑。他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他们还说只凭这一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有多么严重。于是，从那以后，我就“改邪归正”了。
21年后的1984年冬天，上海一位女作家到天津来看我。把她领到我单位楼前大门时，我掀开厚厚的棉门帘子就走了进去，可她好半天也没有跟进来。我很奇怪，走出去一看，她正站在门外流泪。
怎么回事？
“你……你……你怎么掀开门帘，就……就自己走了进去？”她哭着指责我。
原来，她以为我会掀开门帘，请她先进，然后我再进去。她没有想到我竟会自顾自地走了进去，结果，就在她紧跟着我往里走的时候，那厚厚的棉门帘却猛地砸了下来，击中了她那娇嫩的资产阶级的鼻子。
（林冬冬摘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在思想的云上行走》一书，邝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