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赛哥维亚，傍晚温度骤然降低，白雪公主的城堡和罗马人的高架引水渠都没有办法保住薄薄春阳的温度。主路上所有的餐厅都已经客满，多数是成群或者成双的客人，他们愉快地在户外的餐桌边喝着酒，聊着天。
这永远是一个人旅行的最大坏处。街边的超市里能看到一些旅行者在购买熟食和饮料，那多半是像我一样独自旅行的人。
我折入小巷里，斜坡的尽头是个小小的餐厅，餐厅门口有个已经满头白发的侍者，他笑容满面地把我迎了进去。
餐厅很小，只能坐下6至8个人。我是店里唯一的外国人。我拿着满是西班牙语的菜单，不知道如何点菜。
一直站在门外揽客的老头子进来了，我才看清他的模样：西装笔挺，已经开始谢顶的白发被梳理得整整齐齐，有种老派绅士的风度。他递给我一份英语菜单，温暖地一笑，对我说：“Hola（西班牙语，你好）。”
“我想坐8点钟那班75路公车到火车站回马德里，请问是在这个广场上坐吗？”点完了菜，我又向这个面目慈祥的老绅士求助。
我在他面前摊开地图，在用一点点英语、一点点西班牙语，以及大量肢体语言解释之后，他给我画出了车站的位置，然后又着急地用手比画了半天，我依然不懂。他迅速地跑回柜台里拿了张餐巾纸，用圆珠笔在上面画了辆小汽车，指指自己，指指我，做了个开车的动作，又指向了门外的远方——我真不愿意自作多情地认为这个陌生的餐厅老板或老侍者会送我去火车站，但他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迷糊着点了点头，只想自己点的菜赶紧上来。
老头子认真地把手腕伸到我面前，指了指表上的时针和分针，指了指我，再做了开车的手势，又站到门外去了。嗯，他的意思是19：45的时候会来接我。
到19：40了，我张望了一下，门外没有他的身影，也许是我误会了，买单走人——还要找路呢，我可不想误了公车。
游人稀少的广场上只有零星的灯光，风从雪山那边吹过来。8点已过，该来的班车还没有来。候车亭里只有我一个人，刚才在户外吃饭的游客也散得差不多了。我拉紧衣领，哆嗦着跺脚。
这时，一辆白色的吉普车停在我面前，司机伸长手臂打开靠我这边的车门，兴奋地挥手示意我上车。这个老头子竟然一路追到了车站。陌生人、黑夜、安全……很多词语在我脑海中跳跃，然而看着夜色里白发底下那张恳切的脸，让人不忍拒绝。
老头子快活极了，一边按着车里的电台寻找我可能会喜欢的音乐，一边观察我脸上的反应。“迪斯科，年轻人，跳舞？”他终于选了一个最吵闹的音乐，冲我快乐地扭扭身子。窗外的景色荒凉无比，没有车，也没有人。我心里有点不安，也有点手足无措。
“这不是我来的时候的那条路。”我抗议说。
“是啊，你来的那个是老火车站，你坐了两个小时才到，不是吗？有新的火车站，是高速火车，25分钟就到，你回到家不会那么累。”
我没有理他，心里在想那个关于“新火车站”的说法到底有多大可能——在这样小的一个城市里，会有两个火车站？他拍拍我的胳膊，问：“OK吗？”我躲闪了一下，心里想着无数令人不安的可能，脸上却还是对他笑了笑。
老头子见我笑，开心得连连拍了好几下方向盘。他拍拍我的脑袋，急促地跟我说了一大堆夹杂着英语单词的西班牙语，大意是他认为我是韩国人，而他的初恋女友就是韩国姑娘，他对她念念不忘，以至于——“瞧，起亚车。”他快活地拍拍方向盘上的汽车Logo。窗外还是不像要到火车站的样子。“我是中国人。”我略带粗暴地打断了他的甜蜜回忆。
“东方人，都差不多。韩国，中国。”这听起来完全像一个传说中“东方女性爱好者”的那种西方人的论调：“只要遇到那种眼皮上长了蒙古褶的女人，我每5分钟就要坠入一次爱河。”
或者，我应该找个什么借口提前下车，然后打个出租车更安全一点？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汽车往右一拐，一个光亮的大钟让我安了心，火车站到了。他开门把我放下，又叽里咕噜说了一堆让人不明白的话。我把一路飞在车窗外的魂魄收了回来，客气地谢了他两句，转身就跑进了火车站。
果然是个崭新的火车站，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骗我。火车站很大，我盲目地四处跑动着，找不到售票的窗口。正跑得一头汗，胳膊又让人抓住，一回头，气喘吁吁的老头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火车票，然后拉上我就跑。他一路把我拉到检票口，检票口已经快要关闭了。他一边向检票的工作人员快速地解释着什么，一边把票塞到检票人的手里，嘴上不停地用英语说“快、快”。
我踉跄了几步，站稳了回头，看到他在检票口外远远地冲我挥着手，快乐得像完成了任务。他的白头发在奔跑中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脖子上的围巾也散开了。
“钱，给你钱！”我掏出火车票钱跑出去要还给他，他又使劲地把我连人带钱推进了检票口，这回他连自己都塞进来了。他回头跟检票员急促地解释了几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晃了几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紧紧地拥抱了这个善良的老头子，感受到了他的体温。
列车开动了，我从车窗里再看他一眼，看见他笑容灿烂，且老泪纵横。
（张士杰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如果你在就好了：一封用旅途写就的情书》一书，冯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