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的女儿在学校画了一幅自画像。女老师显然是想知道，这些孩子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我女儿6岁，刚刚从幼儿园进入小学。老师说，她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孩子，有点任性，有点梦幻。在我女儿的自画像上，是一个有着大大灰色眼睛和短短灰色头发的小女孩，嘴巴上戴着一块三角形的布，酷似强盗面具，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到这上面去的。

　　可老师要求女儿重新画一幅，告诉她必须把脸画得清晰可见。所以女儿画了第二幅自画像，一个充满笑容的月亮脸，蒙面强盗图在老师的文件夹中消失。

　　而正是那幅不该是自画像的自画像，让我们开始怀疑学校。

当小学成为工厂

　　我的两个儿子如今已经9岁了，上的是同一所小学。在汉堡市郊那所美丽的校园里，有充满雄心壮志、热情投入的老师，也有宏伟的目标，可我的儿子们对上学越来越不感兴趣。起初他们为在学校经历的小冒险欢呼雀跃，为那么多东西惊讶、着迷。他们喜欢去农场或消防队参观，学习是游戏，而不是可怕的负担。

　　渐渐地，一切发生了变化。最晚从三年级起，学校生活开始围绕升学考试飞速旋转，学校为能塑造适合中学升学要求的学生而自豪。小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让小学生变成中学生。

　　我们嘲笑我们的孩子，警告、要求、引诱他们，我们用无穷无尽的下午（德国小学上课时间是上午，一般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半之间放学），有时甚至利用晚上和假期，让他们做数学作业、写文章、写诗。孩子们学习单词，背乘法表，甚至抓紧利用上学路上的时间，记忆全德国每个州的州府。

　　我的儿子经常抱怨学业压力大，如果小学都令他们如此疲劳不快，上中学后该怎么办？

　　某杂志编辑赫宁·苏斯巴赫的女儿上中学了。他感受到学校的各种不对劲，于是坐下来，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们做父母的，正在加快孩子的童年进程，将越来越多的知识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硬塞给他们；我们的一切都以未来为导向，我们压缩了现在；我们贪婪地想要充分利用时间，掠夺了孩子的自由和童年。”

　　德国很多学校的基本原则很相似：发展天赋，强化和扩展社交能力，轻松适应世界。但要学习的东西那么多，孩子们的童年时光已经所剩无几。我知道儿子们的小学不是特例，它是21世纪德国小学的代表，这些小学的故事汇聚成德国教育政策的主流。可这股主流是致命的，家长们总有一天会后悔，我们没有站在孩子身后，捍卫他们的童年。

父母压力何其大

　　近来，儿子小学的老师们讨论，是否要提高成绩“优”的标准。目前孩子们想要得到“优”，必须正确做完至少95%的题目，学校想把这一标准调整为98%。老师们说，我们汉堡市的孩子成绩那么好，家长们对孩子的成绩那么上心，那么“重视教育”，98%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

　　开学前一天的家长会上，发生了下面的情况。老师刚刚宣布，小学下午1点15放学，一位妈妈立刻质疑说，其他学校都1点半才放学，如果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少学习15分钟，怎么能跟得上？

　　问题在于：家长为什么给自己这样的压力？为什么我们认为分数高比真正理解教学内容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更加重要？

　　以前大部分德国人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常常只跟随一个雇主，直到退休。可今天的人们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10年、20年之后是否还会存在。这种不安越强烈，对一所能对这种情况免疫的学校的渴望就越深。

　　所以，父母在孩子的家庭作业和辅导上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些时间是种投资，从而将学习经济化。我们将自己感受到的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并让学校代替我们施加这种压力。

　　不久前，儿子小学的一位老师休育儿假。他成了一个女孩的父亲，想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位老师对教学理念、个性化学习和发展做过很多思考，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在教室里放了一块地毯，以便孩子们在学校也能够感到舒适。他让孩子们在教室里4人围成一桌，这样他们也能互相学习，而不是只注意到老师的动静。

　　代理老师接手后，班里开了一次家长会。一位家长说，班里的教学已经跟不上节奏了。于是所有家长集体向校领导反映，坚持要代理老师直接接手班级，那位休育儿假的老师该干吗干吗去，别再回来了。

　　就这样，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压迫着学校。比起孩子们的喜好，我们更害怕落后。

为人师者何为师

　　三年级暑假结束后，儿子班上一个叫里努斯的男孩再也没来上学。

　　里努斯是个充满活力的男孩。一个9岁的孩子对长时间的静坐感到疲倦难道不是件很正常的事吗？对里努斯而言，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1点半的学校生活，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里努斯的班主任W女士说，他非常贪玩，连集中注意力10分钟都做不到，总是说话、离开座位，扰乱课堂，是班上的一个大麻烦。W女士断定，里努斯患有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这位女教师担忧地问里努斯的父母：“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给他服用利他林（一种治疗多动症的药物）？”

　　有些专家称，胡乱诊断儿童患有ADHD的现象十分严重；也有专家认为，服用利他林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至少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有些专家则抱怨，学校中的一些正常现象被越来越频繁地上升到需要治疗的高度。

　　5年前，新西兰研究人员约翰·哈提发布了一份研究结果。从2.5亿名中小学生的经历中，他得出结论：孩子在和老师关系好的情况下，学得最好。用9岁的里努斯的话说就是：“我想，W女士不喜欢孩子。”

　　一个人究竟为何成为老师？他应该是怎样一个人？对待孩子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是否存在一些人，因为缺乏在学校外就业的勇气，而不得不从事这项工作？

　　去年夏天，我们邻居家的男孩奥斯卡入学了。我认识奥斯卡，是因为他经常按响我家的门铃，和我们最小的儿子一起玩耍。奥斯卡热爱一切大自然中的东西。两人用抄网在附近的池塘捕捉蝌蚪，观察蜜蜂，最近他们埋葬了一只撞上玻璃的乌鸦。

　　他最喜欢阅读。他想成为动物饲养员，不知是谁告诉他，要做动物饲养员最好能够阅读。奥斯卡谨慎、调皮，他知道很多，也乐于和他人分享他的知识，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想的孩子。

　　后来，奥斯卡有了一位新老师，她以能教出成绩优异的学生闻名。开学一周后，奥斯卡的妈妈被新老师叫去学校。她说，奥斯卡有缺陷，他总是听不到老师说了什么，他手脚笨拙，急需进行职能治疗（一种使用特定活动，从而协助治愈身体或精神心理上的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她建议，要想让奥斯卡成绩变好，必须检查他的听觉感知能力，去看儿童心理医生，或言语治疗师。听起来奥斯卡简直是一团糟。

　　奥斯卡的父母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为儿子找了一位职能治疗师。如今奥斯卡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上课、做家庭作业，一方面是接受职能治疗。他从未从那位老师那里得到过称赞和肯定的话语。其他同学的作业不时会得到笑脸符号，只有奥斯卡没有。他慢慢发现，上学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放学和职能治疗完成后，他常常躺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前方。

　　奥斯卡常常会把写有老师简短评论的纸条带回家，“奥斯卡在这个小时就学了这么点东西”，或是“奥斯卡今天两个小时啥都没干”，或是“奥斯卡今天完全沉默”。

　　一次，学校打来电话：奥斯卡已经哭了3个小时。奥斯卡的妈妈自己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幼儿园工作。她知道该怎样安抚孩子，她也知道，3个小时的哭泣简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学校老师就不能给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基本的安慰呢？

　　答案是，没有时间。

　　3周后，职能治疗师请求直接和奥斯卡的老师对话。治疗师说，奥斯卡是一个需要老师花时间对待的孩子。这位老师的回答是：“请问具体需要多少时间？”

父母，请站在孩子身后

　　我们家长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们是应该容忍孩子的特质——有不同的天赋、执拗、贪玩、吵闹，还是想要不引人注意的听话孩子？

　　我想，作为父母，我们需要更加坚定地站在孩子那边。比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孩子应该独立完成家庭作业，学校不能将家长参与完成家庭作业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应该告诉老师，我们的孩子在家庭作业上花了太长时间，而不是认为奥斯卡是唯一一个无法应付繁重家庭作业的孩子。我们不能让奥斯卡这样的孩子独自面对繁重的学业。我们不能和老师一样，认为组织和纪律就能应对这种过高的要求。在家长会上，我们应该和老师一起，争论更加实质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背诵、数学、分数不是全部。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孩子，感谢他们的耐心和毅力。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对的压力，是很多成年人都无法承受的。

　　最近，我女儿班上的孩子们要用手势表演动物，我女儿选择了鸭子。为了不让其他孩子很快猜出来，她想到了一种特别的方法：她表演了一只残疾的鸭子，有一只折断的翅膀。

　　下课后，我女儿被老师批评了，理由是“这鸭子太难看”。

　　回家后，她向我们说起这件事。我们把女儿拥入怀中，夸奖她精彩的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