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漂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钓鱼、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小块旧报纸上，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

　　“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的。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感冒伤风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遛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爱聊。”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

　　“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

　　“是贲的。”

　　这个“贲”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贲’？”

　　卖蚯蚓的人说：

　　“有‘贲’的，我这不是，是挖的。‘贲’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在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的。

　　“您一直就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行业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

　　“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干了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稀莶……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儿，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时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的人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只有低级价值。”

　　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前列的人和这个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吃什么，我知道一点儿。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的一嘴牙只有一颗活动的。他的牙很短、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作‘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爱观察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

　　我们全都傻了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