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游客有钱了，自由了，到欧洲旅行，不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也不再是拘谨的游客——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给别人添了麻烦。现在很少还有人紧张而安静，中国人变得喧哗而且物质，更是自信的。不只一次，我听到年轻的中国游客批评意大利餐馆服务生的缓慢和法国服务生的心算能力。那些年轻的声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难怪欧洲的经济一塌糊涂，GDP少得可怜。”他们一定以为自己说的是中文，即便当面这样说，也不算不客气。不少人对欧洲失望，因为那里的高楼还没上海多。

　　中国来的游客，大多是浮躁的。他们太有钱，因此敢于暴殄天物。他们开法国最好的葡萄酒喝，但掺上碳酸饮料；他们去参观宫殿，但在地毯上擦鞋底；他们去导游书上介绍的最出名的餐馆吃饭，但会在桌上剩下大量的食物，并将鱼刺吐在桌布上；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卢浮宫，但只看胜利女神像和《蒙娜丽莎》。他们并不仔细看，而是想违反博物馆的规定，与这两样东西合影。他们也去当地最出色的教堂、山脉、小镇或者街区参观，他们非常关心那些标志性的地点，因为一定要在那里留张影。

　　其实，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聒噪，但他们竟代表了中国海外游客的气质和形象，因为世界被这样的游客“雷”到了。

　　我觉得惭愧。这些年来，我开始害怕别人礼貌性的问题：“你打哪里来呀？”对一个显而易见的外国人，许多人都是这样开始寒暄的。现在说到中国人，人们常说：“啊，你一定很有钱。”说到上海，人们也常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全是摩天玻璃楼的地方，经济腾飞。”这两样都不是我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这都不是事实。

　　那一年在伦敦，我领悟到了中国海外游客的变化和自己的变化。每当在报纸上看到黄金周时中国海外旅行线路大幅涨价但仍然线路拥挤的消息，我的耳边总是非常及时地响起那个清脆而兴奋的女声：“要是不去牛津街买东西，简直就是浪费。”

　　我的旅行仍旧在继续。

　　2009年秋天，一个秋雨迷蒙的上午，我去都柏林的国家美术馆看蒙克的展览。还记得，大学时代我在一本《外国文艺》的封二上第一次看到蒙克的《呐喊》时，心里的震撼。就是在那本杂志上，我读到了卡夫卡的《城堡》和《变形记》，读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读到了《恶之花》。我在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里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现代主义的启蒙是在大学时代完成的，所以，我一直记得与这些现代作品相伴的古怪而令人难以忘怀的纯真心情。

　　我为自己能在都柏林邂逅挪威的蒙克而感到幸运。

　　我本打算到美术馆楼下的咖啡座去吃饭的，外面冷风冷雨，室内显得格外明亮而温暖。

　　我路过寄存处，寄存处的外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一对看上去六七十岁的中国老夫妇坐在窗边的木椅上，正在吃他们准备好的午餐。他们之间的椅子上铺了一小块白色的餐巾，上面放着三明治和苹果。

　　我看见他们安静地吃着三明治。他们穿着简单而干净的衣服。我听到他们间断地讨论了蒙克和楼上另一间展厅里杰克·叶芝的小幅油画。

　　他们说到印刷品与真品之间的差距。和我一样，他们也觉得印刷品第一眼总是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少年时代，他们的青年时代，印刷品给人带来的震撼，会像炸弹留下的伤口那样，永远不能改变。甚至等后来见到真品时，心中会有从想象到现实的巨大落差。

　　我感到自己的心突然安静下来，那种愉悦和踏实是从前我自己在博物馆里常常感受到的。中国人在博物馆里飘忽的背影中那种失落，是我非常熟悉而且珍惜的。那是我们中国人受到不同于其他游客的精神震荡留下的痕迹。

　　我其实很想与他们攀谈。

　　我已经走过去了，却又走了回来，再次经过他们身边。

　　但他们一点儿也不想与我说话。我检讨自己，难道我很不幸看上去像是去牛津街扫货的人吗？

　　他们很快收拾起食物，离开了。

　　他们的冷淡并未触怒我，因为我喜欢他们的清高和节俭。他们看上去清清爽爽，充满了精神生活的清新脱俗之气。

　　我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真的很怀念从前那些出现在博物馆里的注重精神游历的中国游客。我怀念他们的纯真，怀念他们向往和追求精神享受的那种书卷气，怀念他们对欧洲艺术由衷的爱意和沉默的表达，怀念他们的清贫和自尊。我领悟到，那些小心翼翼，与其说来自陌生，不如说来自自尊。

　　他们这些人，看上去平淡而安静，其实内心纯真，从无物质的羁绊。他们的眼睛因为看到，并看懂了好东西而灵光闪烁。他们的背影，因为正在享受精神上的交流而微微弓起——那难道不正是一个沉浸在精神世界里的人，身体最舒服的姿势吗？

　　我忍不住要打扰他们。也许是我的大大咧咧，不像他们的轻微封闭，让他们觉得“非我族类”。

　　旅行是如此私人的行为，所以我不能批评令物质主义者欣喜若狂的欧洲百货商店之旅，但我非常喜欢自己是老夫妇那样的，静默而节俭的中国游客中的一员。

　　（留痕摘，张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