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学术语言的严谨、简约，王瑶先生私下的谈话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充满幽默和机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先生给我留下了九句印象深刻的话，首先是对我的四次教诲。

　　1978年，我入学不久，他跟我说：“钱理群，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在学术界冒出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先生助手，先生专门找我谈话：“钱理群，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会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就要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充分发挥。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要拒绝诱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东西。”

　　在担任助手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反而不多。一次在闲聊的时候，先生突然对我说：“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

　　当时我就蒙了，只得随口回答说：“24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的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的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他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

　　最后的教导，是王瑶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遗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有点惶惶不安。先生就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

　　第五句话是关于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老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我听了却为之一震，立即联想起鲁迅《野草》里“死火”的两难：或者“烧完”，或者“冻灭”，而最后的选择也是：“那我就不如烧完！”

　　第六句到第九句话，都是谈知识分子的。第六句话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谈起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这是很少有的，因此，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说，某些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博学，谈古今、说中外，其实是“二道贩子”：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贩卖而已。

　　王先生又说，还有些知识分子，很聪明，开始时也用功，在学术上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学问了，而是到处开会、演说、发言、表态，以求最大限度地博取名声，取得政治、经济上的好处。这就成了“社会活动家”了，却还要打着“学者”的旗号。这时候，学术就不再是学术，而成了资本了。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现在就要获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里，这样的“二道贩子”恐怕是越来越多了。我不能不感佩王瑶先生的“毒眼”和远见，同时也时时警诫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伪学者”。

　　王先生关于知识分子的第九句话，现在已经几乎是社会流行语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我记得王先生先是私下里和学生、朋友说的，后来，在政协会议上一说，就传开了。

　　一直到今天，人们说起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选择，也总要提起这句话，王先生也确实把知识分子的尴尬、无奈和顽强坚守说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提起这句名言，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其发明者是王瑶。

　　我给他做助手时，王先生还说：“钱理群，我让你做我的助手，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吗？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不动，人家就把你忘了，你就负责在外面替我晃来晃去，表示王瑶的存在。”我当时非常震惊，心中悲凉，先生太聪明，看得太透。

　　20世纪80年代不做事的学者有两个，一个是王瑶，一个是钱锺书。

　　钱锺书在那时也是只整理过去的文章，新作很少。王瑶太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看得太透了。他知道现代文学研究不能做得太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真正有作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是他回不去了，所以他绝望，但他还是积极有为的，体现的还是鲁迅精神：反抗绝望，看清楚一切，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庄妃轩摘自《天津日报》2014年5月21日，李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