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要暂时出国一阵子，妈妈满不在乎地回了一句：“哦？这样啊。”

　　她没问我要去哪个国家，或是哪个城市。我告诉她下周就要出发，她又低声说了句：“哦？这样啊。”除此之外没再说什么。

　　我跟妈妈的感情并非不睦，但也称不上亲密。因为父母都在外工作，我很小就养成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决定事情时从不跟父母商量，一般总是事后报告，或事到临头才告知。

　　在久违的纽约过冬，遇上几十年难遇的大雪，每天都处于酷寒中。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只能告诉母亲住宿饭店的地址和电话。她没要求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心想至少该做到这一点。坦白说，或许这样可以稍微缓和一下旅途中的不安。

　　离开日本两个月后的某个午后，我感冒躺在房间里，突然传来敲门声。打开房门，饭店服务人员告诉我：“有你的电话。”当时房间里没有电话，外线全由柜台接听。我搭乘一动就发出“唧唧”声的电梯下楼，到柜台接电话，没想到是母亲打来的，我吓了一大跳。“喂，人家给我很多年糕，想给你寄一点过去，要吗？”“这边没有烤年糕的工具，饭店房间里也没有厨房，不用啦。”“那边怎么样？”“好冷。我还感冒了，睡了一整天。”

　　“发烧了吗？”“没量，不晓得。”“哦？这样啊。”妈妈还是说了那句老话。“有没有好好吃饭？”“有啦，我都按时吃了，不要紧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好吧，先这样。”说完就挂了电话。挂断电话后我才想到，日本现在几点呢？母亲是不是计算过时差才打来的呢？

　　一星期之后的某天早上，母亲又打电话到饭店。“感冒好了吗？”“嗯，差不多吧。”“哦？这样啊。我有点事情，现在刚好在附近。”

　　“什么？你来纽约了？”“对啊，来找朋友。想去一下你住的饭店，方便吗？”“什么，来找朋友？你现在到底在哪儿？”“机场啊，我搭出租车过去。”“下这么大的雪，没有出租车啦。”“不要紧，待会儿见。”

　　母亲从来不曾出国旅游，说什么我都很难相信她在纽约有朋友。我实在有点担心，打开饭店的玄关看看，外头风雪交加，白茫茫一片。

　　一小时后，一辆出租车停在饭店前，有个人下了车。我仔细一看，正是两手提着大件行李的母亲。“你早点说，我可以到机场接你嘛。”“怎么可以让病人来接呢？”母亲说话的同时，呼出一团团白色雾气。一走进饭店，妈妈就向柜台里的服务人员深深一鞠躬，用日文向大家打招呼：“深受各位照顾，非常感谢大家。”她这副殷勤有礼的模样，让大家惊讶得瞪大双眼。

　　我带着母亲走进房间，她抿紧了嘴，不发一语。看她的神情就知道，一定是看到这房间太过简陋寒酸，所以说不出话来。母亲把手上的行李交给我，里面有年糕、冲泡即食的味噌汤、海苔、酱油等，全是食物，还有感冒药。最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连小烤箱都带来了。

　　“可以用这个烤年糕。”“何必呢？干吗这么麻烦。”我就是没办法坦率地说句“谢谢”。“那我走啦。”母亲只把行李放下，马上就要离开。

　　“你要去哪儿？”“去找朋友啊。”“朋友住哪里？”“就在机场附近啦。”

　　我试着挽留妈妈，她却执意要离开。

　　我请柜台帮忙叫出租车，等待车来时，我不经意地看到妈妈脸上有一道泪痕。看她这样，我再也忍不住哭了。之后，我和妈妈没再交谈。

　　出租车来了之后，妈妈先开口：“加油哦。”“嗯，谢谢。”妈妈钻进出租车里，说：“好啦，拜拜。”说完后她关上车门，出租车在大风雪中驶离。

　　三天后，我接到妈妈的电话，电话是从日本打来的。一问之下，我才知道，那天她搭了隔天一大早的班机回国。“前几天谢谢你。不过，你居然会讲英文啊。”“少看不起你老妈呦。”妈妈笑着说。我问她：“你那个纽约的朋友是谁？”老妈回答：“你不认识啦。”

　　（常江摘自《讲义》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