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赴欧洲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20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30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40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的问题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结果是，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公众场合望望他。“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上看见他在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资历。60年代的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家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50多岁，如许多复出的老画家一样，被请去到处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文革”时，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上台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新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已80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几近辩论的模样。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90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用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格了。
我当场听过他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名考生的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遍，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啊？”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耿介和强硬的人。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都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的，委实少见。如今吴先生一去，言行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了口气：这样不留情面，给人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论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地反驳他，但他的资历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终究拿他没办法。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
但别的热闹也就跟上来，因吴先生毕竟是可资对外吹嘘的大门面，前些年与他“商榷”的评论家们或许笔锋一转，又来称颂他老人家。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老同学孙景波70年代随吴先生去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的。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70年代末的某次夜谈，老人对运生等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三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今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话，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读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声：“哦？”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是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作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地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很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很对。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
（若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草草集》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