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之于我，好比战马之于战士。有时候，音乐节彩排结束，空空的台上只剩下一排排高矮胖瘦各异的吉他，好像冲锋前躁动不安吃草的马群。吉他有生命，有它自己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过沈阳街头的“揸琴”运动。就是两拨人轮流弹唱，技不如人者，或者请客吃饭，或者当场砸琴。一次决战，我们这边掷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十几个人各抱一把吉他，站成一排，狂吼：成，成，成吉思汗，有多少美丽的少女都想嫁给他，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声势太大了，一下子就打垮了对方的信心。后来，我独自来北京，还是一把吉他陪伴，唱街头，下地铁，跑酒吧，串教室。保安来了，抱上吉他跑；搬家时，先把吉他放进车。那是真的患难与共，生死交情。

　　记得，徒步走西藏时，在山南露宿，睡觉时吉他就躺在身边，但有天太累了，睡得有点沉，醒来突然发现，吉他没了。天塌了，因为前面的路，谋生全依靠它呢。我想，肯定是给小偷偷了，就赶快报警。可由于吉他估价太低，警察破案的兴趣不大，找了几天都没下落。

　　后来，聪明的我想了个招，我的吉他是个电箱琴，对于小偷没什么具体价值，我就找人用藏汉两种语言，写了个启事，大意是只要把琴还给我，可当场酬谢200元，还有一盒红塔山。结果，果然奏效了，一个人来找我，声称他朋友捡到了，然后成交，琴回来了，钱拿走了。我抚摸着失而复得的吉他，在心里默默地祝告：老伙计，一场虚惊。只要你在，未来的路就有希望。

　　后来，这把琴老了，面板有了裂纹，琴轴也生了锈，我就把它挂在墙上，去香港买了个国外产的新琴。演出基本不用它了。偶尔，拨弄几下，嗅一嗅它身上千山万水的味道。

　　2005年，深圳一家电台发起了一个扶助贫困家庭的活动，他们邀请我拿出一样珍贵的东西拍卖。我就想起了那把吉他，我心里说，老伙计，给你找了个返聘的工作，像我爸退休后老躺在床上，就容易生病，所以继续你的流浪旅程，发挥你的余热去吧。我还偷偷嘱咐它：你私下里见证过我的那些爱情故事，可别乱说出去。最后这把琴拍卖了5000多元，换得了柴米油盐和一户人家几个月的温饱。

　　（霜叶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绿皮火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