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自居，对自己的演员身份若即若离。究其原因，“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
让世界无奈于我
演员这个职业其实有点矛盾，戏演得好的通常都不是那些宣称自己热爱表演的人。像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影迷涵盖老中青三代，却经常以戏子自居，对给予自己荣耀的演员这个职业没有太多好感。但无太多好感不代表不敬业，他尊重自己的职业特性，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也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10集的电视剧拍上100天、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都是常有的事。剧组里的人想法都很单纯，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投入和回报是否成正比根本不在创作概念里。为了晒黑皮肤，导演可以带着演员们去水库边晒上一个月太阳；为了演一部40分钟的独幕话剧，全剧组可以去车间实习3个月。更夸张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拍《末代皇帝》，一部30集的电视剧竟然拍了整整3年，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停工一天会损失多少钱，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户。大环境的改变让陈道明很不适应。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电视剧《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拍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片酬他也不演，可一旦接下一部，他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串戏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因为“想保持精神的亢奋，不给自己犯懒的机会”。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有原则的统一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为了达到这种统一，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神韵，必须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因为它没有长在演员的身上，让你一眼就能看穿是租来的、借来的。拍戏，尤其是古装戏，我认为应该有个‘化身’的过程，让这件衣服‘化’在你身上，怎么看怎么像是你的，所以拍多久，我就穿多久。”《楚汉传奇》拍了6个月，陈道明就把其中的几套戏服穿了6个月，其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即便回家，他也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拍完戏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自己。
拍摄电影《归来》的时候，陈道明也是最先对陆焉识的服饰产生了兴趣，他在落魄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可是等到把剧组准备的衣服一穿上身，他立刻感觉不对劲。“为什么会有这种疏离感？就因为那件衣服是人为做旧的，我对那种脏和破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就勾勒不出人物的气质。”于是他请剧组重新准备了一套服装，他日也穿夜也穿，还特意将衣服挂进筒子楼的卫生间里，使其沾染上潮湿的气息。就这样，衣服在陈道明的陪伴下变得肮脏熟软，他跟陆焉识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就穿着戏服待在片场，巩俐也是这样，她喜欢坐在一个旧藤椅上发呆，我们很少交流，但是那种交叠的命运感和光阴感就渐渐培养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入戏了。”
“现在打开电视机，一会儿八路军，一会儿游击队的，可是看看演员的衣服都那么新。女战士在野外日晒雨淋、摸爬滚打，头发竟一丝不乱，还画着浓妆。很多人说了，这是审美需要。可是养眼真的是唯一追求吗？观众就那么肤浅吗？”对于现实，陈道明无力改变，所以他选择不干涉，但如果要他参与一部戏，比如饰演八路军，旁边搁一个打扮得明艳动人的女政委或者女卫生员，那他是不干的。
傲不是一件容易事
因为气势难掩、言论率真，陈道明往往被认为孤傲、冷漠，甚至难以接近。当初跟陈道明合作拍《一地鸡毛》时，冯小刚最担心的就是陈道明太孤傲，演不好那个处处讨好他人、左右逢源的小职员小林。陈道明仿佛看出了冯小刚的担心，主动请冯小刚到家中喝酒——平素他最讨厌在酒桌上跟人称兄道弟，但这次两人聊了整宿，干掉了一大瓶二锅头，也理清了演戏脉络。隔天一进剧组，他就像小林附身一样，十二分殷勤周到，处处赔着小心。剧组的机器坏了，从不求人的他二话不说跑到央视找关系又借了一台，每天收工后还要帮忙收拾东西，对任何人都笑眯眯的。可是等到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他连个过渡都没有，“唰”的一下就离开了小林，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波澜不惊的表情，周围的人都大为诧异，冯小刚感慨：“你这变得够快的！”他淡淡一笑：“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就是个戏子。”
“戏子”这个词，含有很深的轻视意味，很多人都对其避之不及，陈道明却坦然笑纳。在他看来，现在的文艺结构跟旧社会的草台班子颇为相似，艺人努力迎合社会商业大潮的需要，甚至不惜丢掉底线，这点还不及旧时的戏子，所以他宁可当个有操守的戏子。圈内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的钱，那其他角色会请些什么人演？这部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这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拍一部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都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但他“只负责踏实演戏，不负责配合媒体塑造自己”。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他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冷了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