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世纪，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试图进而侵略中国。在经过初步犹豫后，明神宗决定派兵保护朝鲜。那场战役起于1592年，结束于1598年，最终中朝联军成功击退日军，将日军从朝鲜半岛赶走。但明朝或者说是因为科举出身的中国士大夫对何谓胜利并没有深刻的认知，以为把日军打跑就大功告成，所以既没有迫使日本签下任何和议，也没有迫使日本接受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只是放手让朝鲜与日本去谈。

　　这种虎头蛇尾的德性，这种文人政府的颟顸，不久即被日本看破，造成后来日本的再度扩张。1609年，德川幕府准许萨摩藩出兵侵略中国排名第二的朝贡国，即琉球王国。琉球跟中国哭喊求救没用，不到两个月萨摩藩便轻松取下整个琉球王国，琉球自此成为中日两属之国，日本势力延伸到东海，为后来日本在19世纪吞并琉球打下底子，也为后来的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埋下伏笔。

　　当时中国能把这件事看得清楚的人极少，只有松江人徐光启（1562—1633）把这件事看得透彻无比。徐光启对日本与彼时东亚国际政治的认识，比起今天有后见之明优势的学界认知，也丝毫不让（徐光启对东亚地理政治的分析与现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今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中题为《跟台湾说再见》的文章里，对东亚的地理政治，特别是关于台湾战略价值的讨论并无两样，只是徐光启谈的是“日本问题”，而米尔斯海默关注的是“中国威胁”）。

　　徐光启在《海防迂说》里首先指出，日本染指琉球乃因“朝鲜既不可得，则转而之琉球”，他也准确判断日本的用意主要在求通市。日本有两个预测：一是中国必救琉球，“救之则还其故封”，再跟中国要人情，讨通市；不救的话，中国也会“遣使责问”，日本到时再让琉球复国，一样可以跟中国讨人情，要通商。结果日本怎么猜都猜不着，明朝来了个不理不睬。

　　徐光启谴责说：“殆哉！此举不惟贻笑外夷亦孔之多。即我皇上拯救朝鲜，捐千万之费与数十万之众，恢复数千里之国而唾手予之，此记传所绝无者，自坐视琉球之后，此德亦晦而不光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完蛋了，不只让外夷嘲笑，也漏洞百出，中国花了一堆钱，死了不少人保卫朝鲜，却二话不说交还朝鲜，是历史上未曾有之事（这句话兼有讽刺与赞美之意），但让日本人征服琉球而无所作为，就是前功尽弃。

　　他接着解释，不保琉球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日本在琉球得志以后，对鸡笼、淡水必有企图，若取得鸡笼、淡水，澎湖也就危险了。在此情形下，中国整个东南省份门庭以外的海洋皆是日本势力。《海防迂说》正面主张准许日本贡市，说准许日本通贡的好处很多，并以四句话总结通贡的优点：“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最后一句“谋倭”之后，徐光启大胆提出一个假想，就是应该彻底解决日本问题，使日本“常为外藩”。他会有征服日本的想法，源自他深知日本与中国当时虽看似相安无事，但日方实有对外扩张的野心。

　　徐光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写成此篇时，已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中国没有守住琉球，结果在朝鲜半岛击败日本的剩余震慑效果将完全泡汤，也从此为东亚的国际秩序埋下了日本这个巨大的动荡不安因素。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没有化解，只是暂时冰冻起来而已。

　　他分析日本对外扩张乃其国内政治及所处的东亚国际形势（中国在朝鲜保卫战后，没有把中国的意志成功地加于日本）的必然倾向，中日暂时相安主要还是德川幕府不愿生事，硬把日本国内一些向外扩张的声音压下，但日本对朝鲜侵略战后的东亚国际秩序不满，试图改变现状的想法一直未曾停止。

　　这就解释了何以德川幕府1867年倒台后，1870年日本马上出现了“征韩论”。1873年“征韩论”作罢之后，1874年马上假借1871年排湾族杀害漂流到台湾南部的琉球人（请注意不是日本人）而出兵台湾。徐光启所指的日本对外扩张的倾向，在“牡丹社事件”后，由于清廷在琉球地位上的含糊妥协，于是变本加厉，一发不可收拾。日本先于1879年并吞琉球王国，到了1895年便吃下台湾，并占领了朝鲜。徐光启的噩梦在300年后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