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3年，终于快要答辩了。3年来，我慢悠悠地在图书馆、家、河边公园、咖啡馆之间晃荡。左晃晃，右晃晃，一天写几个字了事，跟给公社干活挣工分似的。

　　虽然晃晃悠悠，可是3年来，我不辞辛苦地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副“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职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

　　成人感，总是必需的。我30岁了，不能再穿着蕾丝花边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像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扔掉。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3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尽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说；把我CD中所有好听的歌整理出来，自制CD；打Mario最新版的游戏；一周去看两部话剧；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旅行，住上两个月；好好读一遍世界史；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惊世骇俗的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兴趣”“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一个一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拴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万一这3年里我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难道，这就是说，我其实有可能还没有开始生活，就已经结束？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拼命挣钱，争取4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

　　我看着他，没作声，心里偷偷地想：“万一你40岁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经常非常感人、非常自我感动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又偷偷地想：“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多么长的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的、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作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