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路过西北地区某个我已忘记名字的小县城，晚上出来买烧烤，路边有间简陋的小K厅，门口有点破音的大喇叭传来《恋曲1990》，歌声回荡在冷清的小城街上，我脑海中浮现了如下画面：几个赤膊的戴金链的汉子，满桌的啤酒，高声嘶吼合唱……

　　那是个奇异的时刻，以艺术的角度看，那嗓音太破太难听，但是生猛激情、充满生命力，毫无违和感，似乎《恋曲1990》就应该是这样唱的，我甚至开始怀疑，以前我们几个文艺青年唱这首歌时，是不是太过于文绉绉了。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罗大佑的歌是多么厉害，同样的歌，知识分子能唱，下里巴人也能唱，城里的文艺青年唱了不俗，乡村技校“杀马特”青年唱了还是不俗。他的歌用一个词概括：雅俗共赏。我想不到有其他人能达到这种层次。

　　罗大佑这个人本身，在那个时代的台湾社会，就属于异类。

　　苗栗客家人、医生世家、医学院毕业，这几个符号，就足够给台湾人一种印象：客家人讲求稳健、保守，最好的工作是如公务员般的铁饭碗；医生是近百年来最受台湾人尊重的职业，能当医生就表示你站在了这个社会的顶端，一个家族一代又一代地当医生，自然称得上世家；而医学生，注定前途一片光明，将来会过着稳定、优渥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这样一个被加了各种保守符号在身上的年轻人，却成为那个时代最惊世骇俗的代表人物。

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蠢蠢欲动，都在寻找一个可突破的缺口，却极少有人敢当第一个。

　　所以在那个时候，政治上，很多事明明已经是纸包不住火，政府却一再掩饰。时代已经变了，统治手段仍然没变，把人民当傻瓜似的，还真的有许多人乐意当傻瓜。只是当有人敢提出异议，捅破国王的新衣时，下场都不怎么好。

　　不敢提政治的结果就是，大家只好专心赚钱，台湾经济在80年代初达到第一次巅峰，人人竞逐于金钱游戏之中。钱是有了，心灵却更空虚，一切向钱看的结果是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们却又视而不见，只要不降临到自己身上，没有人会在意。在罗大佑个人风格强烈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里，他就批判了这种社会风气。

　　比如，《鹿港小镇》这首歌表达了那个年代许多乡下青年到大都市工作后的失落感。而《之乎者也》这首歌里写道：“眼睛睁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那时候大家都在埋头赚钱，你竟然大唱“台北不是我的家”，简直就是向年轻人灌输消极思想，是一种失败主义。很多人认为，虽然社会上有许多问题，但是只要努力赚钱，可以蒙上眼睛，捂上耳朵，假装没看见没听见。

　　罗大佑撕破了这块遮羞布，喊出了许多人不敢喊的话，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当然也让许多人恼羞成怒。他的歌曲不仅在审查时就被当局刁难，还被媒体封杀，被卫道士、保守人士围剿。当然罗大佑也不甘示弱，回应一次比一次强硬，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中间没有妥协。”

罗大佑前

　　现在回头想想，台湾的流行音乐，真可分为“罗大佑前”“罗大佑后”两个时代。

　　罗大佑横空出世前，台湾乐坛流行的不是“净化歌曲”，就是校园民歌。

　　在70年代初期，台湾官方认为流行歌曲里有太多靡靡之音，充满了文化毒素，会让人心堕落，所以官方推行“净化歌曲运动”。首先，就是要过滤出“好”的歌词，这些“好歌词”大抵就是崇尚健康向上，充满正能量，符合官方宣传，不会使人民生活堕落、精神萎靡的歌词，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唱响“主旋律”啦！这其中还分了两方面，广电部门及出版部门，通过前者才能上电台及电视，通过后者才能制作唱片发行，政府规定唱片公司要在每张专辑中植入这些鼓舞人心的净化歌曲才准予出版，其中广电的标准更为严格。

　　这样发展到后来，台湾的综艺节目结束之前，参加节目的众歌星都要来个大合唱，唱的就是这些净化歌曲。在间奏时一边摇摆，一边顺便感谢某某上级单位的指导，这个画面，是那个时代综艺节目的一大特点。

　　六七十年代，许多年轻人酷爱美国流行音乐，学着美国人组摇滚乐团，可是大多数人都是翻唱西洋歌曲，没有自己创作的能力。

　　在这种美国流行音乐泛滥的情况下，终于有知识青年看不下去，登高一呼：唱自己的歌。于是，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了。

　　民歌运动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校园民歌”，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自弹自唱，将自己写的词曲寄到电台，或参加歌唱比赛。突然之间，那种清新美好的风格大受学生群体喜欢，流行起来，比如《外婆的澎湖湾》《捉泥鳅》《偶然》之类的歌曲。

　　所以，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面很常见到的画面就是，男女三三两两，在空旷的草地上围着坐成一圈，这时一定有个很受女生欢迎的“吉他王子”弹起吉他，大家一起唱和拍手，顺便玩玩小游戏。若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真是小清新到了一种矫情的程度，可是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民歌运动发展到后期，也变得越来越苍白虚弱、无病呻吟。民歌运动起始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觉悟，一开始深受知识分子群体喜欢，但当它大众化，不再是小众而是大家都在唱，谁拿一把吉他都能自称民歌手后，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便将它抛弃，又转回去听曲高和寡的欧美摇滚乐及古典音乐了。

　　所以罗大佑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原来国语流行音乐也可以这么搞。他扭转了当时台湾人对国语歌曲的印象。

写台湾的处境

　　罗大佑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继承了他“歌以载道”的风格，继续对时代发出批判与自省的声音。

　　大部分台湾人对这张专辑里有哪些歌曲可能说不上来，可是一定知道《亚细亚的孤儿》这首儿童合唱及军用大小鼓、唢呐伴奏的歌曲。罗大佑在文案里写着“致中南半岛难民”。而多年以后，一部讲述泰缅孤军的电影《异域》上映，主题曲用的就是《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这让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本来就是为中南半岛难民所写的。

　　早在1946年，台湾作家吴浊流先生就写过一本小说《亚细亚的孤儿》，这个名列《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23名的作品，描写了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以及二战期间的处境与身份认同。故事里的主人公胡太明是日据时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当他自认是日本人时，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歧视欺压。当他自认是中国人时，又被认为是受过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人而被瞧不起。他的自我身份认同一步步走向错乱，经历各种挫折打击而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到现在为止，《亚细亚的孤儿》都被认为是描述台湾人自身处境的最好作品，没有之一。

　　在台湾意识开始抬头的20世纪80年代，罗大佑用了这书名，写了这首歌：“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这简直就是写台湾百年来的悲惨处境，所以，你说他是在写中南半岛难民吗？那只是障眼法，他实际是在写台湾的处境。

关 怀

　　1988年，罗大佑在阔别歌坛4年后，再次推出专辑《爱人同志》，热卖53万张，是他销售量最好的专辑。

　　1984年，他推出第三张专辑《家》，继而告别了台湾。在这4年间，台湾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报禁、党禁、戒严令等禁令陆续解除。大概是以前忍得太久，社会就像压力锅爆开一样，各阶层、各行各业的人都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连过去纯朴没落的鹿港小镇的老头老太都跑到台北“总统府”前抗议将化工厂建在他们旁边，这难免给人“社会很乱”的感觉。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解禁，过去很多不能做的事慢慢都能做，连带思想也开始解放，越来越多的创意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被扼杀在自己的脑袋里，这么一来，唱片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所以《爱人同志》与上一张专辑的距离，不仅仅有时间的距离，还有思想的距离、时代的距离。

　　那几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随着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两岸分隔几十年，“大陆”本来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因为开始有人到大陆，“大陆”变得越来越具体，也成为台湾人的谈论热点。

　　所以在《爱人同志》专辑里，除了同名歌曲《爱人同志》，另外几首歌也展现出了大陆元素，这在4年前简直是不能想象的。

　　但罗大佑的野心还不仅于此，他的作品关怀从台湾社会，渐渐扩大到海峡两岸、海外华人等议题，如《皇后大道东》《原乡》。

　　尴尬的是，待他1994年回到台湾，推出《恋曲2000》这张专辑时，市场反应冷淡。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听众觉得这位中年大叔已经过气，老歌迷又觉得它太沉重。毕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可关心的话题也越来越多，罗大佑歌曲中的那些关怀，也逐渐变成他自己的关怀，或者仅代表着某个群体的关怀。是这张专辑不如过去吗？它的词曲和编曲高度前所未及，只是时代变了而已。

　　罗大佑之所以能够被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怀念，是因为他的歌曲在那个如充气中的气球般要破不破的焦虑气氛中，提供了另外的宣泄口，唱出了许多人不敢说的心声，贴近了台湾80年代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气氛，每一张作品都是一个时代标杆。与其说喜欢罗大佑，不如说人们是在纪念自己被历史绑住的青春，从他的一首首歌曲中找到成长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