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多年前的陈蕃，经常被老先生拿来训后生：“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当年，15岁的陈蕃独处庭院习诗读书，院子里杂草丛生，秽物满地。他父亲的老友薛勤劝他：“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不讲究的陈蕃，后来争锋外戚，抗衡宦官，在朝纲崩乱的时候，对维持汉室乱而不亡，出力最多，功劳最大。
陈蕃虽然最终扫了天下，但这个例子，我觉得既有普适性，又没有普适性，譬如正方有王安石，而反方有张居正。
王安石生活上不修边幅，不讲究。据说，他长时间不换洗衣服，长时间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衣服上到处是汤汁、油渍、汗迹。他不但不在意外表，而且不讲究吃食。有一次宋仁宗大宴群臣，要所有人自己在御池中钓鱼，由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大家都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没去，他竟然把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了，最后在众人的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
然而邋里邋遢的王安石，在政治上却有一股神勇，在北宋大地上厉行变法，一心打造一个兵精马壮的强大帝国。
与王安石相比，张居正则是个重视生活品质和细节的人。“须长至腹”的美髯公张居正，生得眉清目秀，又爱修饰整洁，衣着华美，还长期在身上涂抹香脂，几乎堪称帅爷。同时，张居正的家居生活也相当奢华，他喜好收藏古玩，又好女色。他对女色的要求也相当高，不媚不近，不艳不取。他的部下、抗倭英雄戚继光，就曾不惜重金购买数个被称为“千金姬”的美女，并将与倭寇对阵中多次斩获的珠宝及春药，都献给了他。
但令人不解的是，二人同样身居高位，同样是一心变法，在王安石面前是寂寞小径，山拦海阻，皇上也且行且疑，最后杳无踪迹，而张居正一出手，却能呼风唤雨，令出必行，即使身死而功业却成。为什么？从一方面来说，固然是王安石没有绝对权力，受制于朝野的反对力量，而张居正在孤儿寡母和满朝文武那里有大威严，又与冯保联手，一切皆能畅行；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英雄谋局造势皆仰赖个人的性情和手腕，两人的差别究竟在哪？
从生活细节和为人来看，那个一心要做“商鞅第二”的王安石，其实是个性情中人。
他穿衣吃饭都是冷则穿、饿则食，不讲究，也不要求。他回南京后住的半山园，“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寒碜简陋到极点。在官场上他待人也是如此，全无人情盘算，但问喜恶与否——皇帝欣赏他，他就谈得甚欢；跟好友司马光政见不同，就君子绝交；苏洵即使以文章名动天下，他因为不喜欢，也不发一词之赞。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那么可以看看他对儿子的态度。其子王雱为人骄横、狂妄，王安石变法受阻，他动辄要砍了韩琦、富弼的头。但王安石对儿子却十分溺爱，百般袒护，尽力为他谋私，为他在皇帝面前保荐，在其33岁病死后，王安石还为他建祠堂、写颂词。
由此可见，“拗相公”王安石的“拗”，他的变法态度之坚决、一意孤行，只是一种认死理而已，不是英勇，更不是理性，而是一种大性情，只是这种性情是以一种反面的极端行为表现出来而已。事实上，对人情冷漠是他性之所致，溺爱儿子也是他情之所寄，王安石表面上的瘦、硬、狠其实都是“纸老虎”。
跟王安石相反，张居正看似时髦圆滑、熟稔交际、流连女色，事实上则极端理性。
张居正初入仕时，也曾经像王安石一样，“清流不粘锅”，因而四处碰壁，青云无望。后来他辞官周游天下，在一段出世的路上悟得入世的精要，所以他后来在官场闪转腾挪，在高拱和徐阶这样的“厚黑”高手中能如入水之鱼，在纷乱的政局中能自保自升，清醒自知也。
一生自认“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的张居正，极重义气，对最早赏识他的顾东桥，对后来提拔他的徐阶，都体恤有加。但同时他也能在温情之外另备刀剑，以兵法处理朝政，“杀以止杀，刑期无刑”，“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
再譬如用人，张居正为何始终不重用民间的青天大老爷海瑞？一句话，海瑞固然是清官，却不是能臣。
相比而言，王安石识人用人则未免不明。
他用的多是一些巴结阿谀在行、谋事做事欠缺的小人，不但不能替他尽心尽力推行变法，还要在中间设卡，中饱私囊。最要命的是，这样的人不但不能帮王安石，还要拆他的台，在“树倒猢狲散”之后，反而倒打他一耙。
张居正生前，既立过大功，同时也大节有亏，他肯定能想得到后世的毁誉。他还知道，所有现世的富贵荣华和温柔乡统统都带不走，后世浮沉的唯有功名，所以他像武则天树无字碑一样，墓中什么都没有放，仅有一条玉带、一方砚台。
后人很难想明白，权倾朝野、抄家抄出十万两白银的张居正，为何墓中空空？
我觉得是这样，张居正是个注重现世的人物，在所有学法家的人物中，唯有他最接近商鞅，一生只求建功立业，不管身后荣辱。虽然商鞅接受了封地，面南而王，张居正也一生优渥，奢侈无度，但那都是对凡胎肉身的贿赂，和他们追求的帝国功业无关。所以在墓中他什么也不放，因为什么也带不走，他所有的努力、用心、情意早已付诸江山，如此也就够了。
（韩文增摘自上海三联书店《看细节，论成败》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