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社为屋，换了天地，男人对自己头上的辫子，大起恐慌。一般来说，真正恐慌的往往是平头百姓——一些不乐意剪辫子的农民。任凭革命党下乡怎样宣传，都无法让他们相信应该剪去脑后的辫子。因为回到家里，媳妇看着都不顺眼，激烈的还要跳河。他们如果丢了辫子，百分之百都是被革命党强逼着给咔嚓的。城里住的人，相对要开通些，不管是自愿，还是半强迫，反正陆续没了辫子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头上还有辫子，出门都感到丢人。人家都有的你没有，不好意思；人家都没有的你有，也不好意思。死活不肯剪辫子的，多半是老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远地方的老人。直到1949年之后，只有在穷乡僻壤，才能依稀看到这样的“古董”。当然，在大都市居住，留辫子的人也是有的，他们多半是眷恋前朝的遗老。

　　在诸遗老中，王国维在清朝其实没有什么官职，不过一介诸生（秀才），也就是说，清朝皇帝基本上没有什么深恩厚泽被及他的头上。但是，偏偏他对清朝的感情最深，真挚得可怕；对头上的辫子，也最为留恋。

　　在上海居住的时候，王国维平时最担心的事，就是出门不留神碰上革命党，怕被他们把辫子给剪了，来一场羞辱，所以他轻易不出门。其实，鼎革之后，革命党疯狂剪辫子的时候，王国维和罗振玉正在日本，等他们回国，革命党人早就没了当年的精气神。上海滩虽然洋气，但怎样拖辫子，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了，遑论去剪！但他就是怕，怕，意味着他在乎这劳什子。

　　其实，王国维当时在海内外是以学问著称的，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不问政治的。所以，好些慕名而来问学的外国人，都很奇怪他为何要拖一根辫子。一个日本的文学博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何不把这碍事的“障碍物”弄掉？问得王国维好生不高兴，在给别人的信里直发牢骚。到后来，连王国维的夫人和女儿都觉得老先生的辫子有点别扭了。每日给他梳理，也嫌麻烦，劝他剪，他就是不剪。再问为何要留，答曰：“留就是留了，没有道理。”

　　跟王国维同样顽固的学者，是辜鸿铭。此老在北大任教，天天拖着一根又黄又小的辫子。别的不说，单论辫子的质量，的确比不上王国维的。此老的辫子是后留的，在清朝的时候，他倒不在乎辫子，已经把辫子剪了，送给一个单相思的外国女人做了假发，然而到了民国，却偏要留起来。辜鸿铭不是个头发多的汉子，剪了再留，也留不长。没办法，只好雇一个留辫子的黄包车车夫，人家是原生态的辫子，又粗又长又黑。堤内损失，堤外补。车夫拉起他来，后面一根小黄辫子在摆动，前面一根黑粗辫子也在摆动。

　　其实，就算他们都是遗老，但清朝逊位的皇帝溥仪早已把辫子剪了，这是受他的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他亲爹——做过摄政王的载沣，剪辫子剪得更早。主子都不要辫子了，为何做遗臣的人还非要死巴巴在乎那根辫子呢？胡适说，辜鸿铭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处处反潮流——潮流往东，他非往西不可；你们说西化好，我偏说东方好；你们说纳妾是陋习，我偏纳给你们看看；你们都剪辫子，我就是要留。

　　王国维没这么大精神头较劲，但头上的辫子，也是他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入宫给溥仪做过南书房行走。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没了江山的万岁爷已经没了辫子，而且也根本就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但他就是要留住自己的这根辫子。

　　王国维很少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但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意见。他赞成复辟，却不肯参与，或者参与复辟的诸公，也不想让他参与。他外语不错，对西方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但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一直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原因，倒不是他对这些制度有多了解，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是“党人”弄进来的。终其一生，王国维对党人都深恶痛绝。他不仅对发动辛亥革命的党人没有好印象，对后来发动国民革命的党人更是又恨又怕——觉得他们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扫荡传统，扫荡文化，如洪水猛兽一般。他的自沉昆明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被党人发动的大革命吓的。有资料证明，湖南劣绅叶德辉被农民协会处死，给了王国维很大的刺激，毕竟，叶德辉不管有多劣，还是一个著名的读书种子。

　　辫子无言，却能表达出意思来，在某些人身上，表达的是个性，也是立场。

　　（若 子摘自金城出版社《再谈国民性》一书，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