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很羡慕外省人的家庭，因为我们村庄里的外省人通常是校长什么的比较高级的人，他们的父母通常会不一样。如果有一天我爸爸过来抱我一下，说“小宝贝”，我会感觉他是发疯了。

　　我父亲出生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完全受日式的教育，所以对我非常严厉，同时他也有中国人传统的那一套，不晓得怎么跟小孩子沟通。我一辈子跟爸爸讲的话不超过两百句，那怎么知道爸爸爱不爱我？当然知道。他会通过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表达。

　　我们村庄里的孩子通常小学毕业后就去工厂做工，因为我们那儿很穷。我是莫名其妙考上了第一志愿——省立基隆中学，是全村庄30年来的第一次，所以所有人跟我爸爸讲“恭喜、恭喜、恭喜”，我爸爸却说“长大后才知道”。可是他高不高兴？他非常高兴。

　　有一天他跟朋友出去喝酒，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大概是城镇吧。早上醒来我们就看到他桌子上有支钢笔。爸爸在睡觉，我们总不能去把他叫起来，问这支钢笔是给谁的。我就拿来打开，说：“好新啊。”这是“俾斯麦”的笔。他一听到我打开钢笔的声音，就说：“那个很贵哦，你用坏了给我试试看。”这中间表达的就是爱。

　　我爸爸的表达方式是非常奇特的。话又讲回来，因为他很少表达爱，所以被记住的东西就很多，因为每次他表达爱我都记得。

　　我的感觉是，我爸爸那一代是历史的孤儿。《马关条约》使台湾被割让，他们那一代人出生在日据时代，受日式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接受的东西就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东西。我爸爸不讲国语。我岳父是日据时代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他做生意时讲国语。可国语对他来讲是外语，是后来才学的，所以他遇到很严肃的问题，要先用日文想好答案，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如果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他们有他们的悲哀。

　　爸爸过世之后，有一次我要到日本帮许鞍华改剧本，我妈妈说：“你爸爸一辈子老想去日本，你要不要顺便带爸爸去？”于是她就把爸爸的照片夹在一沓冥纸里当作灵位要我带去。

　　飞机快要降落到东京的时候，我看到夕阳中的富士山，紫红色的。我赶快从行李中把照片拿出来，对着窗户说：“爸爸，富士山，富士山！”旁边是个外国女人，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用很糟糕的英语跟她解释：“这是我父亲的灵魂，他一向很渴望看到富士山，因为他小时候受日本人的教育。”

　　下飞机的时候，我把它放在手提包里，过海关的时候，它跑出来了。日本海关的关员觉得它怪怪的，问是什么东西，我就拿出来，用英文解释台湾历史。后来我就讲：“我爸爸一直想看你们的皇宫跟富士山，他死了，这是他的灵魂。”那日本人听后做了什么动作？90度的鞠躬！我第一次对日本人有点敬意。

　　当我们这一代看父亲那一代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悲凉的历史孤儿吗？

　　（许 瑾摘自新星出版社《读库1201》一书，张 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