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兼传记文学家唐德刚，曾给很多名人写过传记。他在史学界名气很大，以史料权威、态度认真著称。他开创了别开生面的写史方式，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国历史资料。不过，他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一个秘密，他采访过的这些著名民国老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都是选择性失忆——能给自己添彩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说起来眉飞色舞；而对于自己不大光彩的事，却“想不起来了”，或“记不清楚了”。他笔下的传主胡适、张学良、李宗仁、顾维钧全都如此。

　　唐德刚回忆说，给李宗仁作《李宗仁回忆录》，采访时很搞笑。李宗仁说得正起劲，满嘴喷白沫，唐德刚就不客气地打断：“你这段说得不对，1927年你没在这个地方。”李宗仁气得直翻白眼。过了一会儿，李宗仁谈兴正浓，唐德刚又打断说：“这里面有个事情你没说。”李宗仁就恨得青筋直跳。待唐德刚再打断的时候，李宗仁忍不住怒喝：“我说怎样就怎样！”每次都不欢而散。

　　为给张学良作《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唐德刚准备了详尽而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做足了案头工作。每当张学良骂骂咧咧瞎说一气的时候，他就立刻拿出资料来更正。面对白纸黑字，张学良无话可说，只好支吾道：“好吧，可能我记错了，就按你说的来。”

　　其实，这事古已有之。不妨再看看康熙的“回忆录”。1719年，康熙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153只，熊12只，豹25只，猞2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3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318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先说这打猎过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随康熙打猎，他在《鞑靼旅行记》一书中描述道，成千上万名士兵把那些动物轰出来，赶到康熙前面，让他射猎，而虎、熊那些猛兽，则是被打得差不多了，最后再让康熙补上一箭，功劳自然也就记在他的名下了。再说这数字的真假，据动物学家介绍，中国北方自然界里，虎位于食物链最高端，数目最少，平均要有两百头鹿、一百头野猪的规模，才能养活一只老虎。而康熙的猎物表上，虎与麋鹿、野猪的数量是严重不成比例的，换言之，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这种名人的“选择性失忆”，倒不是他们格外不诚实，其实也是人性的普遍表现。且不说那些历史名流，就是咱老百姓，也喜欢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过去，不愿意提“走麦城”“马嵬坡”的不堪，只不过没人采访、写不进书里罢了。所以，可以不客气地说，不论古今中外，个人回忆录的“误差”都不小。这里边既有刻意回避的原因，也有“选择性失忆”所致，结果是不少回忆录都成了自我表扬、自我拔高的欺世之作。书中对自己不利的大都不讲，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自己有利的则大讲特讲，甚至不惜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功劳可以格外渲染，以一当十；错误尽量文过饰非，三言两语。与人有隙，皆是别人的毛病；关键时刻，唯我老人家力挽狂澜。只可惜了那些虔诚的读者，花了钱，搭了工夫，看到的却是伪历史、假史实。

　　时下，名人回忆录满天飞，其中固有唐德刚执笔的可信度较高的真品，自然也不乏充满“选择性失忆”的半成品。毕竟，像卢梭在《忏悔录》里那样，敢自揭疤痕、自损形象的，迄今不多。因而，史学界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要找完人，就看回忆录；要当圣贤，就写回忆录。”而依我管见，如欲求其真，不受蒙骗，读回忆录不如读传记，读传记不如读大事表，读大事表不如读日记。

　　（非 格摘自《四川文学》2014年第8期，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