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民国十几年时，曾在浙江任军职，杭州的寓所，经常有许多雄赳赳的马弁进进出出。那时哥哥和我都还小，每回一听到大门口吆喝“师长回来啦！”，就躲在房门角落里，偷看父亲穿着一身威武的军装，踏着高筒靴喀嚓喀嚓地走进来。他到了大厅里，由一位马弁接过指挥刀和那顶有一撮白缨的军帽，然后坐下，由另一位马弁给他脱下靴子，换上软鞋，脱下军装上衣，披上一件绸长袍，就一声不响地走进书房去了。哥哥总是羡慕地说：“好神气啊，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当师长。”我却嘬着嘴说：“我才不要当师长呢……连话都不跟人家说。”
父亲的马弁，也都一个个好神气。哥哥敢跟他们说话，有时还伸手去摸摸他们腰里挂着的木壳枪。我看了都会发抖。但只有两个人，跟其他的马弁都不一样。他们总是和和气气、恭恭敬敬地跟母亲说话，有时还逗我们玩，给我们糖果吃。所以只有他们两人的名字我记得，一个叫胡云皋，一个叫陈宝泰。
父亲总是连名带姓地喊他们，母亲要我们称胡叔叔、陈叔叔，但顽皮的哥哥却喊他们“芙蓉糕”“登宝塔”。我也跟着喊，边喊边咯咯地笑。因为我是大舌头，喊“登”比喊“陈”容易多了。
他们二人，一文一武。胡云皋是追随父亲去司令部的，照顾的是那匹英俊的白马和雪亮的指挥刀；陈宝泰却是斯斯文文的书生模样，照顾父亲的茶烟点心，每天把水烟筒擦得晶亮，把莲子燕窝羹在神仙罐里炖得烂烂的，端进书房，在一旁恭立伺候。
胡云皋很喜欢哥哥，常把他抱到马背上，教他怎样拉住马缰绳，怎样用双腿在马肚子上使力一夹，让马向前奔跑，乐得哥哥只想快快长大当师长。我呢，只要马一转头看向我，我就怕得直往后退。胡云皋把我的小拳头拉去放在马嘴里，吓得我尖叫。陈宝泰就会训他，说姑娘家不要学骑马，要读书。因此他就教我认字，讲故事给我听，所以我好喜欢陈宝泰。
母亲很敬重他们，说他们是好兄弟，是秤不离砣。他们高兴起来，在一起喝酒聊天，但不高兴起来，谁看谁都不顺眼。胡云皋笑陈宝泰手无缚鸡之力，不够格在司令部当差，只好在公馆里打杂，而他自己是师长出入时不离左右的保镖，多么神气。陈宝泰一声不响，顶多笑胡云皋是个“猛张飞”，是“自称好，烂稻草”。
母亲带我们回到故乡以后，忽然有一天深夜，胡云皋急急忙忙赶到，一句话不说，把我们兄妹用被子一包，一手抱一个，叫长工提着灯带路，扶母亲跟着他快走，一直走到山背后一个僻静的小尼姑庵里，让大家不要声张。我们吓得只当是土匪来了，胡云皋告诉母亲，是父亲与孙传芳打仗失利，孙传芳的追兵会到后方来挟持眷属，父亲不放心，特地派他来保护我们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我当时只觉逃难很好玩，而母亲对他穿越火线冒死来护送我们的勇敢和义气，一生念念不忘。
由于这件事，陈宝泰对胡云皋很钦佩，他说：“若是我，就不敢深更半夜在枪林弹雨中穿越火线。胡云皋这名字，一听起来就是个勇猛的英雄。”胡云皋听得高兴，两个人就掏心掏肺地要好起来，再也不嫌来嫌去了。但下棋的时候，仍旧是争得面红耳赤。一个说落子无悔，一个说要细心考虑。下到后来，胡云皋把棋子一抹说：“不跟你下了。”到了第二天，他们又坐在一起喝酒唱戏了。
父亲因为厌倦军阀内战的自相残杀，当了六年师长就毅然退休了。遣散部属时，胡云皋与陈宝泰坚决要留下伺候父亲。父亲同意了，对他们说：“你们以后不要喊我师长，称老爷就可以了。”陈宝泰记住了，就改口称老爷，但胡云皋总是“师长师长”地喊，父亲怪他：“怎么又忘了，只称老爷呀。”他啪嗒一个敬礼说：“是，师长。但是我喊师长，心里就高兴，仿佛您还在威武地带兵呢。”他一脸的固执，父亲也拿他没办法。
他们随父亲回到故乡，胡云皋是北方人，因言语不通，时常与长工发生误会而吵架。陈宝泰性情随和，他一口杭州话虽不大好懂，长工们倒喜欢跟他学外路话。有一次大家一同去看庙戏，台上演的是《捉放曹》，乡下难得有京班来的，胡云皋每句道白都听懂了，高兴得直拍掌。长工忽然指着台上说：“那个陈宫是陈宝泰，这个大白脸曹操就是你。”胡云皋气得一下子跳起来，骂长工怎可把他比作奸臣，说陈宝泰也不够资格当陈宫呀。他大声地吼，吓得台上的演员都停下来了。
从那以后，长工们都不敢和胡云皋说话，与陈宝泰就愈加有说有笑了。因此，胡云皋有点生陈宝泰的气。父亲把他俩叫到面前说：“你们是我最亲信的弟兄，千万不可因芝麻小事不开心。”胡云皋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师长，我不是生陈宝泰的气，是他们把我比作坏人，我不甘心，我最恨曹操那样的奸臣。”父亲笑道：“好人坏人全在你自己，别人是跟你说着玩的呀。”陈宝泰原都不作声，这时才开口了：“老哥，你若是坏人，你会有勇气冒生命危险穿过火线，去保护太太与少爷、小姐吗？”胡云皋这才又高兴起来。
我再到杭州念中学时，哥哥早已不幸去世，母亲于伤心之余，只愿留在故乡。父亲比较严肃，不常与我亲近，我在孤单寂寞中，全靠胡、陈两人对我的爱护与鼓励。我住校后，他们常轮流来看我，买零食给我吃，我心里过意不去，陈宝泰说：“你放心，我们的钱木老老，给你吃零嘴足够啦。”“木老老”是杭州土话，很多的意思，连胡云皋都会说。
抗战军兴，父亲预见这不是一场短期的战争，就决心携眷返回故乡。胡云皋义不容辞是一路护送之人。陈宝泰愿守杭州，父亲就不勉强他跟随了。将动身的前几天，父亲徘徊在庭院中、客厅里，用手抚摸着柚木的板壁和柱子，叹息说：“才住三年啊！就要走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听得黯然。父亲平生最爱富丽的房屋，自己好不容易精心设计的豪华住宅，只住了短短一段时日，就要离去，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割舍的！我呢？本来就嫌这屋子给我种种的拘束与活动范围的限制，觉得它远不如乡下的木屋朴素自在，所以丝毫没有留恋之意，反觉得父亲实在不必为身外之物耿耿于怀。站在边上的陈宝泰看出父亲的心情，立刻说：“老爷，你放心走吧，我就一直不离开这幢房子，好好看管，不让人损坏一扇门窗、一片瓦。”父亲感动地说：“时局一乱，你是没法保护它的，你还是自己的安全要紧，不能住的话，偶尔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于是陈宝泰就自愿担负起看守房屋的任务来。临别前夕，他买了酒，做了菜，与胡云皋痛饮饯别，请我在一桌作陪。他举杯一饮而尽，对胡云皋说：“老哥，你是出入千军万马的人，有胆量，有勇气，这次护送的重任非得由你承担。我也不是胆小之人，我守着老爷最喜欢的房子，日本鬼子来，我跟他们拼命。不过我们这一分别，不知哪天见面，你到后方以后，总得给我画几个大字来，叫我放心。”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都沙哑了。胡云皋说：“老弟，你放心，我一送到，马上回来陪你，我们是患难弟兄，分不开的。”
想想，在兵荒马乱中，交通已完全紊乱，海上航线也被封锁。自杭州回故乡，须取道旱路，经过敌人的占领区，昼伏夜行。胡云皋要马上回去，谈何容易。又想想，我此次与陈宝泰分别，后会究竟在何时？在泪水模糊中，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默祝我们能早日聚首，默祝彼此平安无事。
回到故乡才一个月，杭州就陷于日寇之手，两处音讯阻绝，父亲忧心如捣，后悔不该让陈宝泰留在杭州。胡云皋因一路辛苦，加上水土不服，被传染上疟疾，但他挣扎着要马上回杭州与陈宝泰共患难。这时忽传来杭州房屋被日军焚毁的消息，陈宝泰也生死不明。胡云皋痛哭流涕地说非要立刻动身不可。父亲也因不放心陈宝泰，就同意他扶病上路了。
临行前，父亲再三叮咛他，遇上日寇，不要与他们正面冲突，要机灵地躲过。留得青山在，往后报仇雪恨的日子有的是。
“是，师长。”他敬一个礼，“我一定要保住这条命，才能到杭州与陈宝泰相会，看看房子是不是真被烧掉。师长，您自己要保重，我不能伺候您啦。”
他再啪嗒敬一个礼，就提着破箱子转身走了。我紧跟在后面，看到他的背已微微有点驼了。病又没好，真担心他路上发烧怎么办，心中不免阵阵酸楚。我们穿过麦田，到了小火轮埠头，坐在亭子里等船时，我摸出母亲交给我的12个银元，塞在他棉袄口袋里，告诉他这是母亲给他一路买点心吃的。他抹着眼泪对我说：“大小姐，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又念了不少书，要懂得怎样照顾父母。在危急时要格外镇定，就像我在边上照顾你们一样。”
我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点点头。想想自己怎么能在危急中镇定得下来？胡云皋明明走了，怎么能像他在身边照顾我们一样呢？我真想喊：“胡云皋，你别走啊！”可是我又好担心陈宝泰，他究竟怎样了呢？我又怎可不让胡云皋走呢？
小火轮来了，胡云皋紧紧捏了一下我的手臂，就跨上船去，站在船头向我摆手。在泪眼模糊中，我心头历历浮现的是幼年时，胡云皋与陈宝泰带着哥哥与我玩乐的情景。他俩是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的。可是哥哥去世了，如今胡云皋又要在战乱中离我们而去，陈宝泰则是生死不明，真感来日艰难。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有祝福胡云皋一路平安。
他走后，我们屈指计算日子，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竟是音信全无。烽火连天中，他要捎个信自是非常困难。直到半年后，有人从杭州逃回，带来陈宝泰的信。信中说房子被日寇占据，改为野战医院，他被赶了出来，无法照顾，感到万分愧疚。日军原是答应他住在里面，为伤兵服务，他宁死不做顺民，只好逃走。还有一封信是给胡云皋的，劝他千万不要冒险回杭州，应该在家乡照顾我们。由此信可知胡云皋并未到达杭州与陈宝泰会面。房子被焚虽是谣传，但身外之物何足挂怀，使人忧心如焚的是胡云皋的下落不明。
自从与胡云皋在故乡的小火轮埠头分手，目送他消失在迷茫的晨雾中，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以他恩怨分明的性格，想来定已遭日军杀害了。
光复后回到杭州，连陈宝泰也不见踪影，他究竟吉凶如何呢？如果他平安无事，为何不来看我呢？难道他也已遇害了吗？想到他们的不幸，想到战乱中双亲的相继逝世，真个是国仇家恨，令人肝肠寸断。回顾杭州房屋，虽兀立依旧，而沧桑人事，何堪回首？
对有着江湖侠骨却生死不明的胡云皋、陈宝泰二位可敬的老人，我只有心香一脉，翘首云天，以寄我永恒的思念！
（余 娟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青灯有味似儿时》一书，李小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