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伯伯在我家的地位颇为特殊，母亲称他“海哥”，佣人称他“海爷”“海老爷”，姑丈、舅父来时，叫他“阿海”。一日三餐，他坐在男仆们的桌上，是上方首席。

　　海伯伯似乎是我家的总管，却不尽然，至少缺乏总管的威严架势，以及精明指挥的才干。海伯伯是谁也不怕他的，厨娘忙不过来了，求他帮忙杀10只鸡，他便一只一只地杀。袖手旁观者还凉凉地插一句：

　　“海爷大材小用了。”

　　他似乎没有听见，杀完了，又去问厨娘：

　　“那你来得及煺毛吗？”

　　煺毛就是先把鸡浸在热水里，浸透了，就可将鸡毛拔净。

　　海伯伯杀鸡，无疑是大材小用。他一身好武艺，先天体质极佳，山里人，原是庙里的小沙弥，受过老和尚的指点，练过一番内外兼修的软硬功夫。常言道“半路出家”，他却是半路还俗，18岁逃出山门，19岁入赘成亲。这段往事，最好少提，海伯伯除了教人拳脚时会拉扯到当年练把式的经验，平日里一贯是武人文打扮，衣履雅洁，一卷在手。有时还考考我：

　　“井字当中加一点，什么字？”

　　我不识，他便道：

　　“那是‘咚’，一块石头丢在井里的声音。”

　　海伯伯，真姓真名是郑阿海，一望便知是个俗人。在我诞生之前他就是我家的成员。我们这种规范森严的旧家，除了镜子和灯是亮的，其他全是暗沉沉的。希腊是青年文化，甚至是少年文化，欧洲是中年文化，唯有中国一贯千年是老年文化。家中的宽床、长桌、大椅，都特别高，适合身材特别魁梧的人用，似乎不是三代五代传下来的，而是自开辟混沌之后，就各自黑黓黓地呆呆蹲到今天。除了镜子和灯，第三便是海伯伯是亮的。不必恭维，他没有学问，即使端午节喝了雄黄烧酒后，诗兴大发，白壁题诗，一首七绝，至少有三处是不妥不通的。母亲闻人传笑，便悠悠道：“你的海伯伯又在卖弄他的薛蟠体了。”

　　我自然明白薛蟠体是什么等级，为海伯伯担愧承羞。诗也实在要不得，那回廊的墙面白垩剥落，字又歪斜无书卷气，真丢人。正想有个什么法子把那丑迹掩盖掉，却见海伯伯提了一桶石灰浆来，他说：

　　“本来该去旧换新了，这就通通粉刷一遍。”

　　翌日清早，他又把前夜刷过的壁面，连陈年起壳的泥层通通敲落，喷湿墙砖，黄沙与水泥拌和了，括糙打底。二道是细沙石灰抹平，初夏熏风，干得也快，不出三天，回廊白壁焕然一新，映着摇曳的竹影。整座宅邸中，属这一带最雅洁宜人了。母亲走过，又加按语：

　　“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题坏了诗，将功赎罪呢。”

　　海伯伯绝非无能之辈，他的真才实学是武功和手艺。

　　父亲在世之时，他是随从的镖师，餐桌上的座位是在父亲的左边第一席，他比父亲小3岁，父亲当众称他“海弟”“我海弟”。平日两人闲话时则“小海”“海喔”“阿海”“海”，不一而足。他解过父亲的危，救过父亲的命。我儿时即使看惯父亲和海伯伯亲密无间的情态，也常奇怪自己和表兄弟之间怎么不能也是如此这般，所以时时会发呆地看父亲和海伯伯这种一个眼色、一个动作便默契得出神入化的趣剧。父亲要出门办事，走到庭心，一顿，海伯伯奔上楼去向母亲取了大衣。父亲看小字时要更换一副眼镜，失手跌碎了镜片，海伯伯从左胸袋里掏出一副新的，父亲随即戴上，看完文件，逗趣道：

　　“再跌碎了呢？”

　　海伯伯从右胸袋里又掏出一副，那验光的订单也被带出了袋外。

　　“单子在你这里？”父亲说。

　　“我有用，当然归我。”

　　父亲赴宴，必与海伯伯同行，入席亦习惯于二人并坐。老式款待法的“布菜”“敬菜”，是主人家将每道肴品的精华部分用特备的调羹取了，送到客人酒盏前的一个中型碟子里，往往堆成一座小山。父亲不动它，当海伯伯快要罢箸退席时，父亲说：“海弟，帮帮我，恭敬不如从命，主人家的美意，代我领了。”笑着把碟子移到海伯伯面前——武人的食量大于文人何止一倍，此时此地，海伯伯当然只好以半饱为度，于是一个纯粹精华之物的小山，聊作补充，良有以也——我们孩子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觉得父亲和海伯伯其实也是孩子，比我们会想办法、会说话而已。我很羡慕，痴痴地想：大家都像他俩那样就好了。

　　（海 蓉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温故·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