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人对于西方，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敬意。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向往西方可以说有悠久的传统。六朝时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佛学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化。

　　在今天的西方人眼里，佛教代表东方，可是在古时候，中国人心目中，佛学非常西方。唐太宗为一个和尚翻译的经书作序，产生了一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圣教序》。其中他用到了“慈云”这个词，所谓“引慈云于西极”，把佛教的地位抬得极高。在序中还有这么一句话，“朗爱水之昏波”，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水这玩意本来是很好的东西，充满爱，现如今却被搅浑了，不干净了，于是通过教化，通过引进西方经典，又能够重新变得清朗起来。

　　那个会翻译的唐朝和尚，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后来成了明朝小说《西游记》中的重要人物唐僧。不过一旦进入小说领域，方向立刻改变，佛学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到达西方，或者换句话说，是如何抵达的过程。事实上，它说的就是几个流浪汉如何去西天取经的故事，既然是小说，如何让故事更有趣和更好玩，就变得更重要。《西游记》生动地说明了向西方取经学习的艰辛，必须要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磨难。

　　中国古代文化人敬仰西方由来已久，都喜欢在佛学中寻找安慰，自称或被称“居士”的人很多。李白是青莲居士，苏轼是东坡居士，文化人盖个茅屋便可以当作修行的“精舍”。佛学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说得好听点是高山仰止、见贤思齐，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妄谈禅”，不懂装懂。

　　古代这样，近现代也是这样。我们前辈的前辈，祖父、曾祖父级的老人都把外国小说看得很重。譬如鲁迅先生，就坦承自己写小说的那点本事，是向外国人学的。我的父亲是一名热爱写作却不太成功的作家，也是一个喜欢藏书的人，是我所在那个城市中的一名藏书状元，他的藏书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国小说。

　　我们这一代作家更不用多说。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谈论外国小说对我的影响，有一句话似乎有些肉麻，那就是“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小说确实比中国好”。又譬如再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只要兴趣在文学上，他们就不敢怠慢外国文学。我女儿在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知道我要去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先生见面，很激动，大热的天，也想赶往上海凑热闹，被我阻止了。因为我知道，尽管她英文很好，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偶像对话，但是在现场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女儿拿出一大摞藏书，有英文原版的，也有香港繁体字版和大陆版的，让我请奈保尔签名。书太多了，最后我只能各选一种。

　　毫无疑问，对于精通外文，或者根本不懂外文的中国人来说，翻译永远是一门走样的艺术。就像佛经在中国的汉化一样，外国文学名著来到这儿，必定是变形的、夸张的，甚至是扭曲的。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就像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不能用现代汉语翻译一样，但利还是远远大于弊，得到要远比损失多得多，它们给我们的营养、教诲、提示，甚至包括误会，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们悄悄地改变了我们，而且不止是改变，很可能还塑造了我们。

　　（张志军摘自《现代快报》2014年8月25日，董克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