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涨工资一般是发生在物价上涨之后的。如果涨工资增进幸福感，那么物价上涨就是破坏幸福感。网上有人写道：“昨天去西单地下广场的那个豆花庄吃小吃，以前10块钱一碗的凉面竟然涨到了13块钱一碗，鸭血粉丝汤也涨到了7块钱一碗，可是那量却一点也没多。我旁边一个满头华发的老太太端着一碗豆花喃喃自语，怎么什么都涨价啊，前儿吃还7块钱呢。”

　　首先，谁涨了工资便意味着他的购买力得到提高，购买力与满足人的基本欲望直接相关。满足欲望正是一般人对“幸福”最本能的理解。这种推理带给人的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幸福幻觉。由于公共信息的缺失，一般老百姓很难弄清涨工资和涨物价之间真正的消长关系。

　　其次，谁涨了工资都会觉得自己有“运气”，而这种感觉比多买一碗凉面或鸭血粉丝汤更能让人觉得幸福。心理学家考斯米德斯和托比指出，“幸福来自某种意外的好事”。涨工资便是这样一种被视为“运气”的意外的好事。涨工资并非人人都涨或一样地涨，有的人涨，有的人不涨，有的涨得多，有的涨得少。这是有幸涨工资者觉得幸福的一个主要原因。“运气好”不只是自己觉得幸运，还会受到别人的羡慕。

　　心理学家列尔里说，“受到别人羡慕和赞扬特别能让人觉得幸福”。20世纪70年代，在工资长期停滞后涨工资，幅度比现在小得多，每个月涨5块钱就不得了了。然而，这区区5块钱却足以让人挤破头地去争。涨了工资的会觉得非常骄傲、光荣，在别人的羡慕和妒忌中享受到一种幸福感和优越感。

　　但是这种幸福感是极为脆弱的，并不能持久。那往往不过是一种“比下有余”的暂时的心理满足，因为它随时都在被“比上不足”的不幸福感所抵消。

　　就算是大家羡慕的公务员，工资涨在别人前面，但与某些“国企”人士一比（更不要说富豪大款们了），便觉得自己十分寒碜和委屈。他们仍然属于那些不能不为大蒜、大葱、凉面、豆花和猪肉涨价操心的人群。

　　涨工资的幸福感是收入带来的幸福感的一个部分。许多研究都发现，对于幸福感来说，收入是一个相对的因素。当人的生活基本欲望得到满足，且有了相当程度的保证时，收入对于幸福感的提高作用就会大大减弱。人们常说的“钱买不来幸福”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当然也有那种钱越多越贪婪的变态的幸福）。那些因涨工资而觉得幸福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基本欲望满足还没有达到“钱买不来幸福”的程度。对他们来说，收入的多少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需要，柴米油盐、子女的教育、医疗、房贷，等等。因此无论他们自己觉得如何幸福，他们其实并不生活在哪怕还只是物质性的幸福之中。

　　美国的“加图研究所”有一项研究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经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到大的制度环境。“社会公正”要比只是“碰运气”的涨工资更能带来具有普遍意义、真实意义的幸福感。该研究还指出，前东欧国家人民的收入在当时不能算低，但人民的幸福感却比不上一些虽然贫穷但却相对政治自由、人民可以批评不公正分配制度的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格里萨尔指出，幸福是包含价值目标的，因此，人们追求幸福的行为有时会显得是在降低自己的幸福。例如，有人觉得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来得幸福（慈善捐款便是如此）。这种幸福是一种独立、自由选择的幸福。自由是幸福不可或缺的条件，不只是支配收入和金钱的自由，还包括运用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自由。

　　注重价值观是“德行伦理”思考幸福的特点。幸福不只是感到满足或快乐的情绪，更是一种关于“好生活”的理念。

　　好生活的“好”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觉得幸福或者好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幸福是一种完全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更有许多人过着一种“明显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很是幸福”。

　　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些对幸福进行计量统计的“幸福经济学”。例如，有的用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指标，发现虽然富国比穷国的幸福度要高，但当人均值达到1.5万美元后，平均收入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便几乎不再发生影响。中国人均收入远低于这个水平（至少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这成为涨工资特别能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原因。在收入之外，还有许多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如免于焦虑和恐惧，人身、未来或食品安全有保障，有干净的环境、良好的医疗条件，政治权利、社会福利得到保障，等等。当人们感觉到这些因素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成为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时，涨工资便成为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惠”。于是，它提升幸福感的作用也就带有讽刺性地，表现得特别明显和重要了。

　　（静听花开摘自东方出版社《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一书，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