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愈来愈白之后，在台北坐地铁时，经常有人让座。第一次碰上，我还真是大吃一惊，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呀！那天我才明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包括我在内。

　　说到老，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袁瑶瑶。

　　40年前，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她。当时我20岁，她16岁。后来我们结了婚，定居台北，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她在贸易公司上班。两人开始有了摩擦，因为她白天忙得要命，晚上还得在我的强迫之下，帮我翻译英文原版摄影书籍。对她而言，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但是，我太想吸收知识了。幸好她个性温顺，再大的不愉快，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

　　那是老伴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是通过她帮我读书，而累积知识写出来的文章。后来，因为我要到法国办展览，她开始学法文。也因为如此，我才有办法在见到法国土鲁斯水之堡摄影艺廊创办人、摄影大师尚·杜杰德时，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产生灵魂的共鸣共振。这个因缘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

　　办杂志的那段时间，是我俩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因为她的外语能力，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眼界开了、心胸阔了，朋友也多了。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经常我还没开口，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她与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个我，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

　　如此和谐美满的关系，竟然从我戒烟那天开始，慢慢地有了变化。从前我写起文章来，是又快又好：只要香烟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泉涌，欲罢不能。1992年，我把从初中就开始，抽了近30年的烟给戒了，没想到，下笔时，开始一张一张地撕稿纸，怎么也写不满。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点就要冲出门找香烟了，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叫太太帮我打字，我在旁边一句一句地讲，之后再来修改。一试之下，居然行得通。从那时开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计算机前，帮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的。

　　头几年还好，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渐渐地，她开始喜欢给意见，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这种情形发生在大约10年前。她开始有了自觉、自我意识之后，尤其明显。文章写着写着，两人就会吵起来，经常写不下去。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老伴比较单纯，总是那句话“没啥好计较的”，很快就能雨过天晴。问题是，她忘得快，也不能记取教训，过一阵子又开始给我找麻烦了。

　　换个角度想，文章写了几十年，我听到的多是赞美，少有批评声，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又不能把她赶走，只好封她个“阮评家”，意思就是：专门批评阮义忠的专家。

　　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只是深知，跟她动肝火，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多年来，我体悟了一件事：夫妻愈是亲密，就愈经不起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去，伺机再沟通。

　　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很会烧菜，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又不喜欢做家事。

　　非常爱干净的我，在家时，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四五点起床打扫屋子。

　　有一天，老伴问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我说：“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打扫。”

　　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对方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

　　（冉 冉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想见 看见 听见》一书，戴晓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