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过分心事重重的小孩。那一年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他是个50多岁的老人，姓金，个子矮小，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表情严肃，充满了很少见的尊严。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嬉皮笑脸满口乡音的业余乡村教师，所以每个人都企图获得他的欢心，这种竞争性的讨好令班上呈现一种奇异的氛围。我比所有的小孩都小一岁，成绩不错，爱好表现，一向很受老师的喜欢，自以为这次也不会例外，却大失所望：他似乎对我这个优等生毫无好感，表扬时总是相当平淡且漫不经心，批评起来倒不遗余力。一种故意为之的冷淡，敏感的小孩子却全意识到了。这让我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从前的羡慕和嫉妒正渐渐转化为轻视和幸灾乐祸。
我的同桌是个杀猪人家的小孩，名叫晓梅，她成绩不好，但对此毫不在意，有种听天由命的乐观。她家相对富裕，加上她天真又大方，在班上有种大姐大的气质。
我们是好朋友，虽然我妈对此相当不满，她觉得我应该跟成绩好的女生做朋友，但她怎么会知道成绩好的女生之间除了微妙的竞争根本不可能存在友谊的呢。晓梅对我有一种敬畏和保护，她甚至也感觉到了金老师对我莫名其妙的不喜欢，她觉得“金老师讨厌极了”。她可能是班上唯一不想去讨好金老师的人，仅仅因为金老师不喜欢我。
期末考试前，金老师给大家做了一次强有力的动员，他拿出一支崭新的钢笔，说会用它来奖励这次数学考满分的人。“如果不止一个，那么我就再去买几支，但是，这次是我出的卷子，很难，估计很难有人拿满分。所以……”他拍了拍那支钢笔，“可能这支钢笔最后还是我的。”
我激动难耐，不是为了那支钢笔，而是觉得可以通过这次考试一举扭转他对我的态度。我知道，如果这个班上有人得满分，那一定是我，我会让他知道，我是这个班上最聪明的小孩。
直到发卷子时我都没有改变这个想法，金老师却在开始就遗憾地表示：“果然如我所料，没有人拿满分。”其他人都如释重负，他们总是习惯于所有人都一样，一样没出息。有人在偷偷看我，但直到此时，我依然觉得这不可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等着奇迹发生。然后卷子发了下来，我得了98分，一个微不足道到可笑的错误，一个低级到让我悔意钻心的错误就那样摆在那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金老师继续表达着他的得意和遗憾：“可惜啊，有些同学，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粗心了……”我知道他在说我。我看着那个答案：31。如果我写的是32，那么此时我正在接受他的表扬，接过他递来的钢笔，他或许会第一次尝试用一种新的、有内容的目光看着我，并为他一直对我的忽视感到愧疚。
我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那样拿起笔，把1改成了2。
晓梅此时正好扭过头来，她或许看见了，或许没有。下课铃响了，休息，下一节课点评试卷。晓梅问我要不要出去踢毽子，我摇摇头，从书包里拿出了几张红色的复写纸，像献宝一样给她看。蓝色的复写纸在乡下已经算是罕见之物，更何况这是红色的，是南京的叔叔回乡下时给的，我甚至都没舍得拿出来过。我把它垫在本子的两张纸之间，在前一张纸上写“晓梅”，后一张纸上就印出两个红色的字“晓梅”。她惊讶得像看着一个奇迹。然后我慷慨地递过去给她：“送给你。”
她更惊讶了：“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我沉着地回答：“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她能看懂我眼神里的祈求……但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只是兴奋地在复写纸上写起字来，于是两页纸上留下了一黑一红的字：最好的朋友。
下一节课开始点评试卷，点评到我犯错的那一条，金老师报出了正确答案：32，并讲了解题过程。我浑身或许都在发抖，两个念头交替出现：放弃吧？试试吧？如果放弃的话，被人家看见我的答案是32又该如何解释？改回去吧。但1改成2很容易，2改回1则太难了。几乎在一种矛盾的冲动下，我举起了手，说了人生中最愚蠢的一句谎话：“老师，你改错试卷了。”
我想，在看到我试卷的那一刻，他当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用一种相当意外又意味深长的表情看着我，仿佛不相信我竟然真的这么做了，又仿佛发生这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而我则用一种侥幸的表情看着他，并且表现得相当镇定。
“这个……不太可能啊。”他看着我的试卷说。就在我们相持不下的时候，晓梅忽然举手了。
“怎么了？”金老师问她。
她看都没有看我，只是说：“金老师，我作证。”有谁的铅笔盒掉到了地上，有人短促地叫了一声，寒风从打碎的玻璃窗一角吹进来。
她继续说：“我证明……试卷发下来的时候确实就是32，她还跟我讨论了一下，说这个答案应该是对的，可能是老师批改的时候弄错了。”
这次全班哗然，我猛然抬头看着金老师，他正震惊地看着晓梅。大家都喜欢的、有着奇特权威的女生，她为我作了伪证。
金老师又沉默了一会儿，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转身疲倦地走回了讲台，背影像是一头已经累坏了的牛。然后他在讲台上呆坐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宣布他改错了试卷，我的成绩是满分，并且把那支钢笔奖励给了我。我走上去领那支钢笔，他还是那样眼神空洞地看着我。
就在那一刻，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我，但我忽然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快乐起来了。
放学之后，我没有等晓梅，独自走回家，在路上把那支钢笔扔进了河里。
小学毕业之后，妈妈担心我跟晓梅这样成绩不好的小孩混在一起会耽误前途，硬是把我转到了邻近的镇上去读初中。我跟晓梅刚开始还在周末时偶尔见一面，后来就很少见面了。我们都认识了新朋友，有了新的青春期烦恼，并且再也没有谈论过那件事。她不负我妈的期望，慢慢变成了一个问题少女。这好像就是她的命运，一个过度轻信的、慷慨的、被几张红色复写纸打动而作伪证的女孩，她天真地相信所有的感情都值得自己去献身。我送她几张红色复写纸，就换得了她的心，更别说那些在放学路上冲她吹口哨，送她廉价礼物和大量赞美的男生。然后，命运一路往下，她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再读书，在工厂里做了几年工，随后就嫁给了一个有点钱但年龄很大的男人。再接着，她离婚了。不久，就有传言说她吸毒。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读了大学，找了工作，彻底离开了那个乡村，变成了城市人。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完全看不出我曾经在漏风冰冷的破旧教室里流着鼻涕读了6年小学，其中有间教室在下课时塌掉了，幸好只砸伤了一个人。从那里到这里，我走了很远的一段路，而或许一切都该归功于我那冷漠的冒险精神。纯真时代过去了，包括那些不纯真的时代，而我终于还是长成了一个很难开心起来的人。我在人生中不止做过一次弊，那不过是很小的一次，一个四年级的期末考试试卷而已，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什么东西已然注定了。我开始涉足一种危险，到后来，渐渐连恐惧和害怕都不再有了，我变成了很善于这样做的成年人。而那些不那么擅长的人，比如像晓梅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就任由那该死的命运主宰自己，并且为生活给予的一点点危险的甜头高兴不已，然后奋不顾身，最终几乎毫无悬念地走向自毁或者湮没在人群中。她们肯定很容易开心、容易欢笑，然后又很容易充满失望和绝望。
当然，或许，在失望和绝望这件事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生如夏花摘自中信出版社《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瘦子的》一书，李晓林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