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坐机场大巴赶往首都机场。到第二站友谊宾馆时，车停，身边落座一位老妇，怀抱的大纸袋碰了我的胳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欠欠身体，腾了些地方。老人擦擦额上的汗，用的是手绢。

　　“这个手绢，我小时候也有。”我说。

　　老人一笑，尽管眼角多皱纹，却仍是干净利落，衣领整齐笔挺。

　　“您去哪里？自己坐飞机吗？”

　　“不是，去看女儿。女儿从日本去香港，在北京转机，能停半个小时。我给她送两本德文字典。”原来是字典，怪不得袋子角这样坚硬。但是，不对啊，这国籍关系怎么这么混乱？

　　“女儿在德国留学，后来嫁了个德国人。这次是先去日本开会再去香港出差，说上次回来忘记带字典了。”老母亲紧了紧纸袋的绳子，抱着袋子的手上有片片老年斑。哦，和我的妈妈一样，只要是孩子的一点需求，都积极得好似上了发条。

　　“孩子多大了？”

　　“35岁了。”

　　“从读书就不在家里吗？”

　　“是啊，孩子忙学习、忙工作，我们都支持。中间也回来住过，和她丈夫一起。后来又回德国去了，女婿受不了咱这里的空气，得了鼻炎。”

　　“您舍得让孩子走啊？”

　　“不舍得，可也没办法。”她拢拢头发，“她从上学就离开家了，习惯了。我和老伴儿以前还去德国看孩子，这几年不行了，折腾一次缓不过来……不过，她每次来北京出差或者转机，我都能见上。”

　　“每次转机都去见吗？”

　　“每次啊，早点出门，不让孩子等。”

　　一路上还聊了许多，都是围绕老人的女儿：小时候如何调皮，长大了如何优秀，德国的大房子和湛蓝的天空，每次去机场的雀跃。

　　可是，我一点儿也不高兴，为这个普通的中国母亲，68岁的年纪，还抱着那么重的字典奔波着，只为30分钟的相见。

　　大巴到了机场，我抱着袋子送老人去了国际出口。那架从日本来的航班晚点了，老人说：“我等孩子，比孩子等我好。”她把随身带着当早餐的饼干硬塞给我：“姑娘，快走吧，别误了飞机，谢谢你。”

　　我常常会想起这位母亲，以及这30分钟的相见。

　　（唐 敏摘自《人生与伴侣》2014年第9期，杜凤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