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小姨带我和弟弟去溜冰场。溜冰场的管理员是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他通过自己的办法，和我同样年轻的小姨搭讪上了。在最初几句言不及义的对白之后，他们迅速把话题转向了文学，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小姨，他刚刚给小城的报纸副刊投了一首诗，正在等待编辑的回复。

　　我说了，这个年轻人是溜冰场的管理员，在那个科技不甚发达的年代里，他负责用肉眼辨识溜冰场上像鱼一样飞快地游弋着的人们，哪些人游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门票规定的一小时，并且上前把他们驱逐出去。这身份使得他无法不显得粗暴，尽管如此，听着他和我小姨大谈文学尤其是诗歌，还说他在上海旅游时试图去拜访巴金，我都没有丝毫违和感。

　　在我们那个年代，谈文学的人不古怪，不谈文学的人才古怪，征婚启事上都要标注一句“喜爱文学”，否则就无法引发美好的想象，我见到有人还细化到“热爱李商隐”。

　　我爸妈要看每一期的《收获》《小说月报》和《人民文学》，在饭桌上谈王蒙和张贤亮，后来他们又喜欢上了余华。邻居家上高中的哥哥和上大学的姐姐更热衷于谈论朦胧诗，北岛、顾城和舒婷，他们家有一本封皮黑乎乎因此显得特别朦胧的《朦胧诗选》，我借回家抄了很多首，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很多句子：“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不得不还回去时，我无限惆怅。

　　有一天，我的堂哥来我家，带来他的一个朋友，那是个和他一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本市电力局工作。这个朋友听了我对《朦胧诗选》的向往后，说，他正好有一本，我可以到他们单位去取，他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将这视为来自成人世界的邀约，那时距离溜冰场遭遇诗人又有几年了，我已经长成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对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探头探脑的好奇，认为他们一定在经历着一种更丰富、更有意思的生活，但跟我父母又不同。如今我收到的这个邀约，还和诗歌联系在一起，我暗自惊心动魄。我终于在做足心理准备之后，拨通了那个号码。

　　一个声音甜美的女人告诉我那人不在，又愉悦地追问我是谁，我只好说，我是他妹妹。她笑吟吟地（隔着电话也能感觉到）说：“我没听说他有个妹妹。”我无言以对，默默挂了电话。

　　我猜，这个女子一定是在爱慕着那个拥有诗集的年轻人，她心里很有把握，但还是对陌生来电有着温和的戒心，我猜想她性格斯文，长相和声音一样甜美，这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办公室恋情，祝愿他们终成眷属。

　　啰哩啰唆地说这么多，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文艺气氛，我突然很怀念它。

　　在如今这个“小时代”里，美丑冷暖，文艺不文艺，都是没有意义的，似乎，人们被分成两个阶层，有钱的与没钱的。人们的眼睛都像是自带二维码扫描，看一眼，就能够把你归类。

　　电影里还在演屌丝和公主的爱情，你知道它真的只是在“演”，假如说在当年诗歌可以装饰煞有介事的灵魂，现如今早已唾弃了它的人们，选用名牌服饰装饰自己的周身。文艺范儿的安妮宝贝，也会让她笔下的男人穿价格不菲的白色衬衫，住开满鲜花的别墅，给未婚妻送黄金龙凤镯。在文艺女青年那里，文艺范儿还是一份提升身价的嫁妆。

　　我因此觉得我在铁艺店里遇到的那个小老板有一种英雄气质。那是在四年前，我要安装几个铁艺窗户，随便走进其中一家，老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不高、微胖，与我在装修过程中碰到的其他小老板唯一的差别是，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红楼梦学刊》。

　　作为一个“选择困难症”患者，我没法当即决定是不是在这家买，看了几眼，就离开了。下次我再来，看见老板在翻读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若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也许立即就会和他展开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但当时，我只是继续跟他谈价钱，确定款式。付定金的时候，我需要在他的本子上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抬头看看我，说：“你是不是写过一本书，叫《误读红楼》？”

　　我承认了，彼此却也没有别的话说，他优惠了一百块，这是在这个时代里，红迷之间比较合适的一种致意了。

　　窗户装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有时开车会路过他的小店。他让我想起老作家刘斯奋说过的一个典故，说是在古代，有个小老板跟他的同伴说，他要快点收摊，好赶得上去雨花台看落日。我不想用“文艺范儿”这种词来形容这类人，他们给我的感觉，都像是一座房子，面积不大，装修简朴，但窗明几净，玻璃杯中插有清晨带露采下的玉兰和栀子，看得出，是被认真收拾对待的居处。

　　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座房子，有的占地面积大，有的仅能容身立足，但不见得只有大的才值得花心思，小的居处，同样应该被认真对待。毕竟人生无法重来，日子是你自己的，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值得放进足够的美、浪漫和温暖，这些应该是能够超越金钱的事物。

　　（林 灵《新快报》2014年9月6日，〔哥伦比亚〕米雷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