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英：“一条老命换3个小孩的命，很值！”

　　刘瑞英，女，生于1962年，福建省南平市人，南平市文体路环卫队队长。

　　2010年3月23日上午7时20分，刘瑞英正在南平实验小学对面的路边打扫。突然，她看到一个身高约1.7米、穿着灰色上衣的男子，抓住一个小女孩的书包不放。“我还以为是父亲在门口教训孩子，没想到他竟然从背后掏出一把长刀!”接下来发生了骇人的一幕：男子手持长刀直接往女孩脖子上抹去，女孩当场倒下。男子接着抓住身边的—个学生，用刀狂捅。看到这残忍的—幕，刘瑞英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一时吓得不敢动弹。

　　“我看到还有学生从坡下上来，想喊他们快跑，嘴张得老大，就是喊不出声!”

　　刘瑞英忘记了害怕，她用手上的扫把当武器，冲上前去，将扫把调过头来，用木棍对着那个像屠夫一样的凶手。

　　她身后是3个刚来上学的孩子。刘瑞英一边和凶手对峙，一边护着孩子往后退。这是现实版的“老鹰捉小鸡”，此时的刘瑞英就像老母鸡护雏一样，张开双臂，护卫着身后的3个孩子。

　　凶手不断挥动着手中的刀子，几次试图冲上来，都被刘瑞英用大扫把挡开。那一刻，这道看似羸弱的屏障，就是人间真正意义上的铜墙铁壁。事实证明，正是刘瑞英的这一举动，让疯狂杀人的郑民生停住了手，给学生们赢得了宝贵的逃跑时间。

　　由于太紧张，用力过猛，刘瑞英的脸上被扫把的竹刺划出十几道血痕。她说自己当时非常害怕，怕凶手拿着刀冲过来。“我的腿都在抖，上下牙齿在打战。”刘瑞英说，当时连死都想到了。“他手里有刀，要是真的冲过来，我肯定死了。”“他离我就两米多远，手里拿着刀，他要刺死我我也没办法了，反正我不让开。”

　　在那千钧——发之际，这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48岁女人，突然想得很坦然：“我都快50岁了，—条老命换3个小孩的命，很值。”

　　僵持了几分钟后，几个晨练的人围了—上来，合力把凶手郑民生制伏。此时的刘瑞英气急了，“我用扫把拼命地敲打他的头。”

　　看着孩子们被送走，刘瑞英重新拿起扫把，把剩下的路段扫干净，这才回家。“我是队长，当然要以身作则了。”

　　耿志兰：“别叫俺孩子，叫俺姑娘吧!”

　　耿志兰，女，生于1998年，山东省禹城市人。

　　禹城市西大桥下，两米多高的桥墩旁有一堵废弃的砖墙。靠着这堵墙，其余三面用废弃的广告牌、塑料布一围，这块四五平方米大的地方就成了耿志兰一家四口的“蜗居”之地。

　　12岁的耿志兰每天拉着9岁的弟弟，白天卖破烂，晚上捡野菜，破烂是钱，野菜是饭。耿志兰要担起的不只是姐弟俩的生活，还有父母的生存——父亲耿向福去年在建筑工地上摔成腰椎骨折，瘫痪至今；母亲有精神障碍，口中整日喃喃自语，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52岁的耿向福是禹城市房寺镇九圣堂村人，小时候被人抱养到滕州市。养父母去世后，他带着妻儿回到老家，但没有居所，无处落脚。耿向福随后到禹城市一处建筑工地打工，并租了一间平房把家人安顿进去。2009年10月，耿向福不慎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成腰椎骨折，无钱治疗的他一直瘫痪至今。同年底，耿家人租住的房子拆迁。由于没钱租楼房，他们建起了现在的“家”。耿向福说，自从他无法干重活后，全家的生活就只能靠耿志兰姐弟俩捡破烂来维持。

　　“最多的时候一天捡的破烂能卖二十几块，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块。”“不辛苦，不辛苦，俺很乐观的。”“别叫俺孩子，叫俺姑娘吧。”“俺上过半学期学，俺能说好多成语呢。”耿志：兰说。

　　她从三轮车上翻出一个小包，掏出一本《伊索寓言》，随便打开一页，迎着桥下微弱的光线，教弟弟念着她能认出的字。读到不认识的字就用“什么”代替，不长的句子中“什么”出现了好几次。她说：“俺只有这一本书，是小朋友送给俺的。别看就这一本，它可是俺的宝贝!”

　　看到同龄·的孩子去上学，“姑娘”耿志兰很羡慕：“俺好多回都梦见在读书呢!”她希望自己能像以前一样在课堂上读书。“弟弟从未进过课堂，好想带他去上学。”冷风劲吹下，姐弟俩的手脸被冻得通红……

　　孙东林：“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

　　孙东林，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 自2004年起，一直在中国华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天津东丽分公司务工。

　　2010年2月9日，为抢在大雪封路前赶回老家给农民工发工钱，武汉建筑商孙水林连夜从天津驾车回家。10日凌晨零时许，南兰高速河南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由于路面结冰发生特大车祸，20多辆车追尾，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孙水林一家五口不幸遇难。

　　“哥哥在北京和天津都有工程。”弟弟孙东林说，“2月9日，哥哥从北京赶到天津，嫂子和3个儿女都暂住在天津。”晚饭后，孙水林来到弟弟家。原本打算隔天再走的孙水林上网查看天气预报时发现，从天津回武汉的沿途即将出现雨雪天气，若降雪太大高速公路可能封闭，他当即决定连夜驾车回家。

　　春节前一个月，工地已陆续停工，孙水林已基本结清工钱，就差老家几十名工友的尾款约30万元。晚上7时许，他拿着要账要来的11万元加上从弟弟手里借来的15万元，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连夜启程，经京沪高速直奔武汉。

　　10日下午，孙东林打电话回家，发现哥哥仍未到家。他接连拨打100多遍手机，仍无人接听。预感情况不妙的他开车正路，风雪中沿途苦寻。路上他接到老乡的电话：哥哥的手机在河南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

　　11日凌晨，孙东林赶到兰考县公安局，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医院太平间。“一个老人问我找的是不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和一个40多岁的女人，我的预感越来越强烈。看到他们时我当即就晕倒了。”

　　“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替哥哥把工钱送到工人手里。”在民警的指引下，孙东林找到哥哥已被撞烂的轿车，他发现26万元现金完好无损地放在后备箱下放备用胎的地方。“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孙东林动身往家赶。

　　12日上午，他赶回武汉老家。哥哥意外离世，账单多已不在，孙东林不知道该给每位工友发多少钱。他让工人们凭良心领钱：“大家说差多少，我就给多少。”孙东林给60多位工友发了33．6万元——除哥哥留下的26万元，他自己掏了6.6万元，再加上母亲的1万元养老钱。

　　王保田：“为什么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爱?”

　　王保田，男，生于1967年，安徽省阜南县人。

　　43岁的王保田在北京承包了某单位的物业工作，月薪2000块。妻子在某大厦当保洁员，月薪800块。夫妻俩住在单位提供的一间6平方米的单人房里。读高中的一双儿女与爷爷奶奶一起在老家生活。

　　2009年11月4日，儿子王鑫在学校上厕所时突然晕倒，被诊断为急性脑出血，刚推进手术室，呼吸和心跳就停止了。从北京回老家的火车上，王保田听医生说要“准备后事”了，他立即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

　　不料，等着他的却是一个远超过他想象的复杂的捐献之旅。转入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输液后，王鑫“死而复生”，似乎恢复了呼吸和心跳，脸红扑扑的。王鑫并不能被界定为死亡，但医生同时暗示：“已无抢救希望。”

　　这期间，王保田成了主治医生和广东省红—卜字会间的电话转接员，光打给深圳红十字会负责人高敏的电话费就高达400块。耗时一个月零两天，完成繁复的“规定动作”后，医生宣布王鑫“无抢救价值”。王保田夫妇终于得以与深圳红十字会签署器官捐献协议，无偿捐献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

　　维持救治期间，王家在北京借的4万块、在老家借的4万块和王鑫的，学校捐的3万多块已全部花光，还欠医院2万多块。捐献实现后，王保田拒绝“照惯例勾销欠费”，他坚持“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还”。从第一例器官捐献以来，整个中国不过130例，像王家这样自己举债要捐器官的绝无仅有。

　　火化、埋葬儿子后，王保田向北京的朋友借的1万块还剩2700块。他揣着这些钱去医院准备还账，在电梯间钱被偷走。抢救儿子的32天里，王保田没哭过，但这次他止不住掉眼泪。他说：“我不是为儿子哭，也不是为自己的钱财哭，我为这个世界担忧一——为什么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