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狐狸精的幸与不幸，到她25岁就可以写一部跌宕诡艳的长篇小说，而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多半也就三两句话的事儿。我的表姑韩三生在20多年前闯进我家的门时，便似乎铆足了劲要在我10岁的革命世界里去验证一个狐狸精的曼妙。

　　从父母神神秘秘的絮语中，我得知韩三生那年正好25岁，在打掉一个已婚男人的孩子之后被我的表姑奶奶赶出家门。他们老两口在上世纪50年代扎根新疆，都拥有生产建设兵团的一颗红心，自然不能容忍家属大院里有这样一个丢人现眼的叛逆闺女。

　　韩三生索性到外面的世界环游一圈，从茫茫戈壁的大西北一路跋涉游玩，途经中原，想起还有一个远房亲戚，便落脚在此休养生息。

　　父母对这个多年不见的表妹，除了例行公事地接待，家常叙旧都被韩三生的露背花裙子吓跑了。那是一件淡绿色底子的印花绸子长裙，她有一头乌黑微卷的长发，背上一大片裸露的肌肤在阳光下闪烁，比刚用井水洗干净的水萝卜还要新鲜。

　　那年我10岁，住在豫东一个叫作太康的小县城。县城无山有水，一条长年被垃圾填满河床的涡河静静流淌——如同当时的每户人家院子里都会有一个肮脏的粪坑，这注定了住在这里的人的粗糙与无趣。整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气象仿佛在这里失踪了，这里是情趣虚无的乌托邦。

　　25岁的韩三生是一个异类。在我家吃第一顿饭前，她就令人发指地把她的碗用开水先烫了一遍。这种矫情使得母亲那天愤怒地少吃了一碗饭。

　　在我家的第一夜，韩三生又用洒在被子上的一瓶香水表达了对不洁的厌恶。当我在清晨喊叫着“姑姑”跑到韩三生的房间，满室的女性馨香欢跳着钻进我童年的鼻孔时，我禁不住打了个喷嚏。这种纯粹发自感官的海啸不亚于第一眼看到她穿的那件露背花裙子。

　　她床头有一排水晶般流光溢彩的瓶瓶罐罐。在我10岁的生命中，这一切如同天外来物般新鲜。我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总是穿一件黑色半裙，我家唯一的护肤品是一瓶无色无味的甘油，我永远留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电视里演琼瑶剧，秦汉把头戴蓝色发箍的刘雪华拦腰抱起的镜头总会使我尴尬地在沙发上倒立，以掩饰激动，父母亲则一边嘟囔“演的啥呀这是”，一边迅速换台。

　　我不敢动那些美丽的瓶子，但我盯上了客厅茶几上的一个绿色瓶子。于是，我的母亲在那个燥热的夏天，目睹了她的小女儿是如何把一大瓶花露水浇在脑袋上的。

　　2

　　一顿拷打胖揍之后，我大概明白了女人身上有香味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未婚先孕的韩三生的身体要比充满污垢的被子更为肮脏。为了表达革命立场，我只好大哭着向韩三生吐了口唾沫，也不再和她说话。

　　韩三生当然看出了这种蔑视。

　　她在我家益发孤独，之前她把我当作一个大人，吃完了饭，就跟我说话，沉默的时候，就若有所思地咬自己的手指甲。她说，当她思念谁的时候，就会这样。我不懂什么是思念，我只知道，我是中原大地唯一和她玩耍的人。

　　现在她除了吃饭，就总是待在她充满香味的房间里。我不知道她是在说话还是在咬手指甲。这样过了大约半个月，她便挥挥衣袖离开了这个异己的世界，如同亦舒师太在小说中推崇的那种一言不发咬了牙走开的女子，保持一个美丽的背影离开，生怕在恶形恶状的世俗中，先将自己输掉了。

　　庸众是残酷的，每个人是善良的。她走的时候，母亲给了她一大把钱，我都看见了。我还看见韩三生又把那些钱悄悄放回了她的床上。

　　韩三生当然不知道，她走之后，我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钻进她的被子里充满负罪感地睡了一觉。

　　3

　　我的表姑韩三生是世人心目中的狐狸精，但她给我带来了一种关于美的生理阅读。

　　对于我这样一个生于80年代的县城女孩来说，一切“讲吃讲穿”都意味着搔首弄姿、吸引异性的注意。尽管背负着这顶大帽子所带来的羞耻感，我还是开始热衷于把家里所有兄弟姐妹的衣服穿个遍，母亲卧室里的衣柜上镶嵌了一窄条落地镜子，那就是我的走秀台和摄像机。我用红色的墨水在嘴唇上涂抹，在唯恐被抓个现行的不安中偷偷摸摸，乐此不疲。

　　这种乐此不疲一直延续了我的整个青春期，坐在高中课堂上，我偶尔会望着窗外，恶狠狠地想，要我在乎考试成绩，我偏不在乎；规定我要去研究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是不是一个祖宗，我就偏不去研究。人活一生怎么就这么多约定俗成，那是他们自己约定的，不是我。我要像风一样自由。

　　但我当时也只能用幻想荒唐地诠释我所谓的自由。我当时并不懂，自由定律二：约束是自由之母。我所痛恨的这些约束，恰恰是使我能感受到自由和拥有自由的东西。

　　我还是乖乖考上了大学，在我看来，大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更多告别庸常的手段。虽然我仍旧要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办公室里老老实实当我的德育老师，在各种明规则潜规则的世界里摸爬滚打。

　　后来我看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的《花容月貌》，少女伊莎贝拉完全是出于本能，热衷于对非法行为的探索。兰波写过一首诗，题目是“没有人在17岁认真”。伊莎贝拉就是这样。

　　伊莎贝拉们被那个逼仄的时代干掉了。韩三生则被生活的柴米油盐干掉了。当我在25岁时坐在一所大学的德育教研室里看老头子们打架时，再次看到韩三生的我心脏如同被一块破油布堵住了。

　　回来探亲的她已经成为一个在初夏还穿着秋裤的胖妇女。珍珠成了鱼眼睛，阿修罗成了一个面目疲惫、热衷于贪小便宜、你在任何一个菜市场都会遭遇的大妈，高冷和孤傲一去不复返。

　　韩三生那年回新疆之后结了婚，跳楼价嫁给了一个小生意人，第二年便生了个儿子。她的婚姻生活如何不得而知，但也许她早就不再咬着手指甲思念谁了。

　　4

　　多少年后的某天深夜，我在济南的高架桥上开着车，在灯影下穿过一个个沉默矗立的灯柱，打开车窗，风呼啸而入。身边的人集体嚎了一嗓子“就像风一样自由”。

　　他们是我的四个男女闺密，我们同在一家报社谋事，同有一个充满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女老总，这使得我们小生态圈子里的狂放不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

　　我们经常在某个加完班的凌晨，穿过楼下静谧美丽的明湖路去找酒喝。报社那座四层小楼成为身后一道伫立的目光，我们总能在济南街头找到一个没打烊的烧烤摊，就着一点微弱的残灯、一个打着哈欠的老板，蘸着贾平凹与萨拉·沃特斯、博尔赫斯与杜拉斯的双拼火锅，呼儿将出换美酒，但愿长醉不复醒。

　　豆瓣上曾经有一篇红极一时的帖子，里边写道：“我们虽然拿着一样的工资，做着一样的事，有些人可以欣然自得地取悦老板，我们的幸福感却总是来自于某一句突然浮现在脑海的歌词、某一句突然触到泪点的对白和深夜电话那头的那个人……”

　　虽然“触到泪点的对白”构成了我们的基本生活经验，但在一部分人的眼睛里，它们犹如我童年时代看到的韩三生。那是一种禁忌。

　　无数次的采访，我们的采访对象在残山剩水面前，在地沟油、雾霾面前，在恶性事故造成伤亡的新闻面前，会由于身处升职的关键期而保持沉默。还有一次，当我兴高采烈地告诉一个朋友我们做了一个多么牛的选题，他笑了笑说：“那这个月你又挣了不少钱了？”

　　那一刻，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陌生人，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实则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我们的幸福也许只能来自于：在某一次的选题会上，我们抱怨诗心湮没、蝇营狗苟的现实，让我们被迫低下高傲的头颅，脱掉理想的冠冕，钻进房子的圈套，放弃对世界的渴望，问：“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人写诗？”

　　我们在这样一个语境下找到了彼此，但我们注定是一小撮。

　　普鲁斯特曾通过病痛来接近自己的灵魂，盖着厚重的鸭绒被，从紧闭的天鹅绒窗帘缝隙窥视世界，他说：“病人，更多地接近自己的灵魂。”但他还有另外一句话：“生活是一样贴得太近的东西，它不断地使我们的灵魂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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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次采访中，听说了这样一个新闻，山东某女得知前夫罹患尿毒症，捐肾救之。讲述人冷冷地说：“骗遗产吧？”在这个时代，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掉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面纱。

　　有一位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几年的朋友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到店里买东西时店员像看贼一样盯着你。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粗鄙不是个性，要么是一种伪装，要么是教养和文明训练不足。

　　如果说任何时代，愤怒都是一种进步的力量，那么现在，当鲁迅文学奖成为离鲁迅最远的一个文学奖，连一贯特立独行、追求公义的知识分子都丧失了最初的东西。

　　如果说大多数的我们曾经像韩三生一样从林子里面钻出来，不按规矩出牌，那么另一把刀子也逼过来了，而且比前一把更锋利更残忍。被现实干掉的人太多太多。

　　一切苦厄，皆含深意。唯一的差别是，有人趟过去了，有人却留在原地。

　　这天晚上，我和我的朋友们躺在一个叫作波罗峪的山路上睡着了，头顶满天繁星，几朵云在灰蓝色绸缎般的夜空上飘移，路两边大片的油菜花在夜色中轻轻战栗，蛙声一片，虫鸣呢喃。这里是在这个城市失了踪的天堂，因为城市终年弥漫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霾，仿佛永远无法刺破的油布。

　　（黑天鹅摘自《齐鲁周刊》2014年第36期，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