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看到她谢幕时的辉煌：两座大满贯冠军奖杯；世界网坛史上最高的亚洲选手排名；单飞6年赢得的破亿奖金、数亿元品牌赞助与广告代言费，使她在最新一期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她是国际上形象最具开放性的中国运动员，是中国体育界最耀眼的国际明星。
但是，未必人人了解她冲破了多少边界。在收获今天的一切之前，她曾无数次痛苦地突围，突破体制的桎梏、身体的极限、性格的弱点，以及最难攻克的心魔。而且大多数时候，这种突围她只能独自上场，独自面对。
战斗，只为自己
这不是她的第一次退役。12年前她的离开一样突然。
那是2002年，20岁的李娜已在中国网坛排名第一，世界排名也一度攀升到前135的位置。然而一天早晨，她悄无声息地收拾行李，溜出了国家训练中心，没有告诉任何教练，只在宿舍的书桌上留下一封要求退役的申请。为表示离开的决心，她甚至连球拍也没有带走。
那时她正在国家队为2002年釜山亚运会备战，长久的压力和心情抑郁使她的生理期突然出现紊乱。原本这样的内分泌问题可以靠吃有激素的药物解决，但她恰好对这种药过敏，队医束手无策，训练也无法加大运动量。
网球管理中心的处理方式令她心寒：为了让她能够去打亚运会，在医生明确表示她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比赛的情况下，相关领导仍表示：“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了。”罔顾这个决定可能对一个20岁女孩健康、幸福的影响。
也是在那前后，她与姜山已经配合四年的混双组合被拆散，丝毫没有征询运动员自己的意见。
“我们也是人，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李娜愤然离开。
那年年底，她和同样选择了退役的男友姜山一起入读华中科技大学学习体育新闻，她似乎想给那些曲解自己的媒体记者一点样子看。
在人生的前20年，除了与姜山谈恋爱，这几乎是李娜做出的第一个独立意志的选择。生于1982年的她，此前和举国体制下的大多数运动员一样，从小在父母、教练的安排下被动开始运动生涯，习惯了听从指令、服从纪律，整个生活都与运动队捆绑在一起。
在退役求学的日子里，她第一次认真思考自由与尊严的意义。电影《荆轲刺秦王》里的一句台词“像一颗高速飞行的网球一样”击中了她。那是周迅扮演的盲女在家人被杀后对刺客说的话：“你杀了我。你不杀我，我就要一辈子跪下来乞食，日子没有尊严。”
她决定要遵从自己的意志生活。
两年后李娜决定复出时，同样是遵从了自己的意志——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女排老队长孙晋芳来找她谈话：“很多人都说你有天分，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
原来打球是可以“为了自己”的。李娜开窍了。
尽管国家队指定教练、训练和比赛日程，约束运动员自主权的体制，某种程度上与“为自己打球”的理念相悖，李娜还是在2004年重返赛场。她的成绩在积分、排名清零的情况下迅速蹿升，到2006年已是世界排名前25名的女子网球选手，她也是第一个赢得WTA（世界女子网球协会）单打冠军的中国人。
她的个人意志与体制的条框束缚不断发生冲撞。2005年全运会的一次采访中，她因为坦言“国家队各项措施不很完善，也没有针对球员个人的系统训练”，引发了轩然大波。“李娜炮轰国家队体制”的新闻铺天盖地，孙晋芳也不得不出面回应。此后，李娜感觉自己在国家队被逐渐边缘化了。
更大的风波出现在2008年奥运会。由于膝盖积水，李娜原本计划3月在德国进行手术，医生承诺她可以在奥运会之前完成康复训练，正常参加比赛，但在手术的前一天，国家队方面忽然传来消息：手术必须暂停！原因依然是要先确保奥运会的成绩，建议比赛前做保守治疗。最终，在服从纪律回国协商后，李娜还是决心做手术，为自己的身体负责。所幸那一年的北京奥运会，李娜杀进了四强，创下当时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在奥运会单打中的最好成绩，她的“一意孤行”才没有被追究。
不过，她在二分之一决赛上对干扰了比赛的喧嚣观众席吼出的那句“shut up”，还是像一盆泼向集体狂热的冷水，把她推向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奥运会之后，网管中心迅速出台了一项革命性的政策，允许李娜、彭帅、郑洁、晏紫四名中国网球的顶级选手“单飞”，她们获得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的权利，自负盈亏，只不过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之前运动员需上缴国家的收入比例为65%），并须兼顾为国家队和省队效力的义务。这无疑给了李娜自立的机会。
在26岁的年龄上，已打了18年网球的李娜，终于迎来了一个成为真正的职业网球选手、融入世界网球圈子的机会。你可以说她恰逢其时，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变革的机会，是她和其他球员在一次次与体制的冲撞与协商中争取而来的。
从“可有可无”中蜕变
单飞是需要勇气的决定。最初脱离体制的李娜，一年的比赛奖金还不足以支付她整个团队的开销。眼见她的拮据，第二次膝盖手术时，医生甚至不忍心收她的手术费。
但很快，更为职业化、更加自主的训练安排和团队配合，把她推向了巅峰。
2011年，她首次打入澳网半决赛，跻身世界前十。同一年，她在法网夺冠，擒得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据说那个夏天，有1.16亿中国观众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了那场法网决赛，此前在中国非常“小众”的网球第一次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观众。这几乎是李娜的一己之功。
今天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李娜，不仅因为她傲人的比赛成绩，也因为她在全世界面前展露出的鲜明个性。她是那种非典型的中国运动员，快言快语，从不遮掩自己的个人锋芒。她也是西方人眼中非典型的中国女性，会在场上怒斥丈夫姜山“滚出去”，又在赛后的演讲中公开表达对丈夫的爱与揶揄，毫不含蓄。在西方媒体的镜头前，她笑容灿烂，妙语连珠，显得乐观而自信。可她并不是生来如此。
很难想象她对自己的评价里，出现最多的是被动、瑟缩、内向、不自信这样的词语。在她的自传《独自上场》序言的一开始，她就这样写：“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如果不是法网冠军为我带来的一切，我相信自己会一直这么认为下去，直到死去。”
她极度敏感，不单因此与媒体剑拔弩张，就是在赛场激烈的对抗中，老公姜山离开几次她都能清晰记得；她又对自己极度苛刻，在她的书中这点随处可见。
提及自己的长相时，她说：“我家人都很好看，只有我是结合了爸妈的‘缺点’生出来的。”
谈到童年时，她写道：“我是个没有快乐童年的孩子，我没有寒暑假，没有时间看电视剧或是动画片，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球场上，但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打球只是因为我父亲希望我这么做。”
她不喜欢自己幼时所受到的教育，感觉被压抑了天性。小时候她爱美爱照镜子，却被妈妈严厉批评：“臭美，也不学其他小孩那样练练字。”这导致她每次看到镜子都会有挫败感，“除了在网球上有点小天赋，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
“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也是一个害怕孤单的容易自卑的女孩，只有跟我一起长大的人，或者在身边一起工作生活比较久的人才会了解我，进而有机会走进我的内心世界……在人际关系中我几乎永远是被动的一方……”
然而又正是这样一个李娜，更新了世人对中国运动员唯唯诺诺、面目模糊的印象。敏感、倔强、安静是她的一面，而这面的背后还有着一个好战、敢言、我行我素、充满胜利欲望的李娜。
每一天她的A面与B面都在彼此缠斗，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自己在争夺自己。这是一种巨大的内耗，外人只能看到结果，而她自己则承担着每一场恶斗的经过。
这样的内心激辩，从她10岁父亲去世的那一年便已开始。父亲是李娜“童年的阳光”，而因为当时她正在备战一场青少年赛，所有人对她封锁了父亲病危的消息。当她从比赛的城市深圳回到故乡武汉，迎接她的只剩下父亲的遗像。“这完全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李娜说。她从此开始负担起养家的重任，靠多打比赛多挣奖金来帮助母亲偿还家庭债务。“清寒艰苦的少女记忆或许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一生。”
一年半后，母亲改嫁。青春期的李娜难以消化接踵而来的家庭剧变，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责备妈妈，可是潜意识里又无法摆脱一种被遗弃似的悲伤。从此，连如何与至亲相处，她也需要在心底不断压抑、说服自己。
另一个心理的重负，来自她的一位教练。从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到2002年李娜第一次退役，带她的都是这位教练。除去赴美国网球学校学习的9个月，李娜觉得跟着这位教练9年多里的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她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随时等待着被惩罚，智商常被教练拿来与牲畜比较。多年后李娜还心有余悸，在自传中写道：“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傻，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
封闭的内心与不自信的阴霾，使她在比赛中非常易怒，心理波动较大，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尽管有着极佳的运动天赋和技巧，她的比赛还是很多次败在了自己的心态上。
即便在法网夺冠、成为第一个拿下大满贯桂冠的亚洲选手之后，每逢低潮她仍然无法克制地自怨自艾，直到遇到了教练卡洛斯。
30岁，改变仍有可能
阿根廷人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来到李娜的团队时，她已经年满30岁。
与她同龄的选手早已纷纷退役。而她自己，自法网之后，已经陷入连续15个月的“冠军荒”，状态低迷。
伦敦奥运会，她再次一轮出局。每逢失败便骤然在她心头升起的那个问题又出现了：是否还应该坚持下去？
新教练卡洛斯却对她信心百倍。他反复观看了李娜的比赛录像后，镇定地给这个消沉的女运动员打了一剂强心针，他说：你完全可以进到世界前三，并且，再拿一个大满贯。他建议她改进自己的发球，勇于上网。
“居然有教练对一个30岁的女人说这些话，居然有教练愿意去改变一个30岁的女人。”这是李娜的反应。她觉得，卡洛斯很有勇气，因为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到了她这个年纪的运动员技术早已成熟、固定，很难再改进了。
而卡洛斯也同样钦佩李娜的勇敢，他曾对媒体讲：“我对她最大的敬意，在于她年过30还能有改变的勇气，而很多球员都不会有这样的勇气。”
为了避免李娜总在年末出现状态下滑的情况，卡洛斯极大地增强了她的训练量。
在卡洛斯严苛的驱策中，李娜一次次逼近自己体能的极限。后来她感慨，当我们有些运动项目成绩不行时，人们总是说，这是亚洲人的身体素质决定的，其实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根本不了解，我们种族的身体素质究竟可以到达什么程度。
除了身体，卡洛斯也试图训练李娜的心理素质。他不断地找李娜聊天，探究她的童年、过往，试图挖掘她心底最幽微、隐秘的伤痛，因为那些深层的压抑，很可能正是她情绪波动的病灶。
当潜意识中许多不愿面对的东西，被卡洛斯穷追不舍地层层剥开，李娜觉得很痛苦，就像在伤口上撒盐。可是卡洛斯告诉她：你必须学会倾诉，这也是自我疗愈的方法。
在了解了李娜与前教练之间的故事之后，他建议她回一趟武汉，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和教练谈一谈少女李娜曾经受到的心理创伤。“他说，如果你不去告诉她，她就永远不知道你的想法，而你也永远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你自己的想象，你必须要去解决。”
思索了一夜之后，李娜出发了。她心怀忐忑与恐惧，一路设想着与前教练见面的各种可能。结果风平浪静，“完全是两个成年女人的对话应有的样子”。
她们谈了约15分钟。李娜说，你伤害过15岁的我；教练告诉她，那时候我为什么会那样说、那样做。两个人跨过时空达成和解。李娜终于解开了15年的心结。
2014年1月，一个正学习更好地掌控自己情绪的李娜，在澳网拿下了人生的第二个大满贯，排名果然如卡洛斯所预言的，进入了世界前三名。人们还清晰地记得在赛后的记者发布会上，32岁的李娜说：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拿一座大满贯。她挑战自己的欲望、对胜利的饥饿感，仍没有熄灭。
第二人生
谁也没有想到，8个月后，她亲自宣布的已是退役的消息。“做这个决定，比我打一个大满贯更难。”
从3月起，她的膝伤开始反复。7月她做了第四次膝盖手术——以前三次都是右膝，这一次则是左膝。而且，恢复的难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医生告诉她，她的身体情况已经无法再承受行业最高水平的竞技对抗。
其实自从2008年的第一次膝盖手术之后，她的膝盖就必须每周接受注射治疗，类似于在软骨之间不断加入润滑剂，减少磨损的概率。6年来，这样的注射已经有数百次。
尽管每次手术都很成功，但只要她继续维持高强度的训练与比赛，这种损耗就会持续不断，无法根治，而她也就无法摆脱对着膝盖戳针的日子。
现在，她要退役了，这样的生活终于有望结束。
此前24年的人生，她几乎每天都与网球相伴。童年没有假期，成为职业选手后，几乎没有陪伴母亲过过春节——那往往正是备战或征战澳网的时候。像空中飞人一样满世界比赛，她却没有去过几个当地景点，因为训练实在太辛苦，每当有难得的休息时间，她往往累得只想宅在酒店睡觉。
在德国慕尼黑训练和居住的日子里，她曾很想养一只狗——最爱的是哈士奇——但马上被姜山否定了，因为没时间照料，狗与比赛不能兼得。
现在，这一切曾被剥夺的都将悉数回到她的生活中：陪伴家人的日子、度假旅行的时间、养狗的可能。当然还有孩子，李娜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在2010年中网赛的一场发布会上，当李娜谈起针对儿童的慈善项目时，曾面对一屋子记者敞开心扉：“其实有时候我跟姜山聊天时也说到，我特别后悔，如果当时暂别网坛的那两年要孩子，现在孩子都7岁了。”
人们早已熟悉网球场上李娜与姜山“妇唱夫随”的场景，却不容易看到日常生活里这个霸气十足的大满贯冠军对丈夫无以复加的依恋。
他们真正的密友说，有时李娜就像姜山养的一只猫。在回到武汉时，当姜山去和老朋友一起打牌，李娜都会黏着他，坐在他身后静静地看，有时看着看着，就窝在沙发上睡着了。
这是另一个李娜。从今往后，这一个李娜将成为她人生的主角。
（司志政摘自《看天下》2014年第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