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好奇心越重，生命力也就越强。等到一个人什么都不想知道，什么都不爱好了，这个人肯定是走向了衰弱。年轻人精力充沛，所以对各种事情格外好奇，对外部世界有极大的新奇感，这都是自然的。许多人越是年轻就越迷恋网络之类，多少也是这个道理。还有许多人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在后面，没法与大家对话，总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因为平时的确是如此，知道的事情越多越可以与人讨论，可以有更多的参考，用以推导眼前的事情，感知这个世界。不要封闭自己，这是我们被一再告诫的。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又常常听人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人世间总是有一些差不多的事情在改头换面、不停地循环发生。从文学表达上也可以明白一些道理：最杰出的小说家为什么不再一味地专注于写故事？因为组成故事的元素也就是那么多，什么谁爱上谁了，谁死了谁活了，谁搅入了什么阴谋之中——这些元素可以不停地组合，各种奇怪的故事也就出来了。不过世上的故事讲来讲去也就是那么多，可见真正的新意不在故事上。怎样把这个世界最大的隐秘揭示出来，依靠的还是“细节”与“超细节”——这才是诗性的极致。

　　从阅读上讲，将无所不在的好奇心与探索经典的极致之美结合起来，这或许是最重要的。

　　于是我们发现了自己的窘境：现在常常忧虑的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知道得太多。各种信息太多了，什么网络小报广播电视杂志书籍——连风里都是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的视听已经被严重堵塞，五官负担大大超载。这一切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思考和判断，因为既没有时间也反应不及，各种参照实在太多了。

　　所以一度跟什么隔绝、把窗户关上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成为必须要做的事。如果想做一个保有巨大创造力和思悟力的人，还需要想想这两个字：清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国那个梭罗跑到湖边林子里封闭自己的奥妙。他种地写作，想些事情，清心寡欲。这果然使他聪明了许多，比别人特殊了一些。他知道的事情都是闹市中人所不知道的，而那些人知道的，大致都是一些重复了无数遍的东西，所有那一切都登在报上印在书上，知不知道、早一点知道晚一点知道都无大碍。

　　他在林子里，读报纸不方便了，口耳相传的声音没了，心思容易集中。更要紧的是，他开始考虑一些更大更遥远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他的心里装上了大事。

　　心里要装大事，就要回避小事。

　　再比如美国的女诗人狄金森，一辈子没怎么走出她的房子多远。她死后，人们从她的抽屉里找出了一沓沓的诗稿，这才发现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她的思维所抵达的角落，是当年好多辉煌一时的人物所无法抵达的。她穿越的思维空间，是那些足迹印满了欧亚大陆的人也难以想象的。她靠了什么？不过是与世隔绝，不过是封闭自己，不过是两个字：清寂。

　　但是这样说，只是道出了一个方面的道理，并不一定是要人人都走这样的极端。因为从另一方面看，一些激烈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波澜的人，也有高屋建瓴的气魄，有力挽狂澜的力量。像雨果，常在国会演讲，参与党派斗争，被流放，等等，结果也是一个精神和文学的巨人。他到了晚年过生日的时候，总理探望，民众在他家阳台下彻夜不眠地游行。他去世的时候，棺木停放在凯旋门，供民众瞻仰。怎么看雨果都是个伟人、巨人。这样的人常常处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旋涡里，是个看得见的显著的推动者、参与者，一个了不起的人。

　　于是今天会陷入一个悖论：知道得更多好，还是稍稍闭塞好？是尽可能地回避，还是要勇敢地投入？不知道。不过我们大致可以明白，雨果等人并没有亲临一个数字时代，如果他走进了这个时代，也一定会为信息轰炸而恐惧的——说不定他逃得更快。

　　事实上，雨果如果整天在议会演讲，整天参加革命，整天反对小拿破仑，没有被流放到那个岛上，也不会有时间写作。字要一个一个填在格子里，饭要一口一口吃，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可见即便是雨果这样的伟人，一生也有过大回避。大清寂和大热闹肯定是相辅相成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我们当代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道得太多，热闹太多，个人时间太少，回到过去太少，阅读经典太少——挨近各种垃圾太多，时时有被掩埋的危险。

　　比如出版物，每天一车一车运进运出的文字垃圾到哪里去了？它们从印刷厂出来，可不是为了直接回到造纸车间去循环的，大多还是被那些粗劣不论、不挑食的好胃口给吞下去了。想一想，长了这样的好胃口有多么可怕。如果吞下这类东西更少一点，我们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时间和热情，还可以保护大片的森林。

　　现在印刷技术极为发达，两个星期就可以把一本书推到社会上，半月之期就可以迅速地制造一堆文字垃圾——但是就像候鸟一样，它们一会儿飞来，一会儿又消失——它们无法长久地停留在原地。

　　（继续前进摘自《广州日报》2014年9月23日，夏大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