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大城市几乎全受制于高房价，人们生活质量下降，一般市民苦不堪言。而对金字塔顶端的阶级来说，人稠地窄的城市房产却成了他们稳赚不赔的高报酬投资工具。

　　都说全球经济不景气，房屋中介店铺却如雨后春笋般四处冒长，房价后头一串零，不定睛数数读不出究竟多少钱，有时，中介公司干脆不写价钱，“详情内洽”。二手房价高，新盖楼更贵，造成城市朝两个方向移民，富人往内搬，穷人往外移。而富人对居住环境要求高度隐秘，空间独立，减少与街道的公共接触，这已经逐渐反映在新建筑的设计上，因此这一举动也微妙地改变了城市的空间配置。

　　纽约上西区有栋兴建中的新楼，应市政府减税要求，答应规划一些平价小户型让“稍微不那么有钱”的人也能搬进去住。然而，他们同时要求市政府准许他们设计两个大门，一个大门专供富豪住户出入，而那些小户型住户则由另一个大门出入。纽约的社区质量因为住户财富、种族、历史等种种因素，往往差距极大，有些人为了有机会搬进好一点的社区，居然表态完全不介意使用“狗门”，只要他们能搬进那栋豪宅，与富翁当邻居就行。

　　下城区也有栋高楼，因为价格高，估计只有富人家才有财力入住，于是政府特别规划了几层楼，用作仆人宿舍，专供未来住户的家佣、司机、保姆等居住，俨然恢复了巴黎旧建筑俗称的“女佣房”——一间间鸽子窝挤在屋顶阁楼，天花板低，冬冷夏热，一扇连头都探不出去的小窗子，摆了一张单人床之后，仅有发育不全的女仆和营养不良的穷学生才能在里头勉强转身。那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制度所留下的城市建筑，竟然在21世纪的新建筑中一一再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并不在植物的多寡，也不在经济形态上，而在于一种人类万汇杂居的状态——包容不同价值观、多元信仰、性别跨界、文化融合，从而拉近族群、阶级之间的距离。若“消弭”成本过高，但至少我们能做到的是“拉近”。

　　城市由资本建构，资本既能打造一座城市，也能迅速毁掉它。资本毁掉城市的方式很简单，即资本不再是工具，而变成城市的目的，没有创造的野心，没有抽象的价值，只剩下毫无意义的数字累积。

　　当资本像雨水一样均匀地落在城市各处，城市就会滋长；若资本变成一个浇水器，只浇灌特定的花圃，那么除了那块草地绿之外，周围植物则通通枯萎，一片焦黄。城市的最大资产是人群，而在地盘隔离的城市里，越界变得困难重重，街道不再安全，生活不能多样，文明不会发展，唯一如野草般快速滋生的是贪腐现象。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必须盖更高的围墙，派更多的保安巡逻，整日紧张地巩固权力地盘，只为求得基本的安全感。

　　为什么人类追求民主，向往平等？因为我们都渴望自由，不想在恐惧中生活。实现这一切，就从对城市空间的思考开始。

　　（玄 子摘自《云南信息报》2014年10月8日，刘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