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遵从了父母为我做出的选择，去澳大利亚留学。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好在我遇到了一个极好的班主任——吉妮。吉妮是个黑白混血的女教师，四十多岁，和蔼可亲。在她的帮助下，没过几个月，我便融入了新的环境。

　　转眼到了圣诞节。我一直盼着这个澳大利亚人十分重视的节日，因为我很想送吉妮一份礼物。平时找不到借口，可在圣诞节，没有人能够拒绝礼物。

　　最终，我从网上选定了一条围巾，典型的中国丝绸质地，有着蜡染的花朵。父母得知我的心意，十分欣慰，马上帮我从国内订了货寄过来。在澳大利亚，这类物品要比在国内买贵上数倍。我从学校通讯录上查到吉妮的家庭住址，便把围巾直接通过邮局寄了过去。

　　圣诞节过后，大家重新回校上学。可就在开学的第一天，廉政公署的车突然停在了校门口。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调查谁?大家议论纷纷。不久，有消息灵通的学生说，他们来找吉妮，她因为受贿罪被调查。

　　这消息让我吃惊不已。吉妮是多么好的老师，怎么可能受贿?正在我疑惑不解时，校长板着脸孔把我叫了出去二我忐忑不安地进到校长室，看到两名警察正坐在那儿等我。我终于弄明白了，吉妮的受贿案竟与我有关!我已经是廉政公署的“行贿嫌疑人了”。原来，澳大利亚政府有规定，为了防止学生受到不公平待遇，教师接受学生的礼物不能超过5澳元，并且应该回赠相应价值的礼品。而吉妮不仅接受了相当于50澳元的中国围巾，并且没有给我任何回赠。这是明显的带有行贿受贿嫌疑的行为！

　　听完警察一板一眼的问话，我都急死了。我反复向他们解释，这围巾在中国只卖40元人民币，只相当于7澳元!而且，我是在吉妮不知情的情况下寄出的，她事先并不知道。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详细调查，吉妮因为回南方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刚刚接到这份礼物，还不知道这份礼物的具体价值。她正打算今天课后和我沟通。

　　事情澄清之后，吉妮并没有责怪我，反而向我表示了感谢，说她很喜欢那条围巾。并且她坚信，我是出于无私的目的才送她圣诞礼物的。但是，她必须付我50澳元。我没办法不收下，本来我是送老师礼物的，结果却赚了她几十澳元。

　　这件事过去很久后我才知道，澳大利亚人祟尚公正廉洁，每个公民都有监督、保障这一社会体制的责任。至于我给老师寄礼物，有许多个环节都可能泄露消息。

　　在我就读的学校里，专门开设有一门“社会实践”课。这门课设置得十分人性化，你将来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学校就会想方设法让你到那个行业去实践。刚来澳大利亚一年半，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但是，想到上次被廉政公署调查的事，我心有余悸，干脆填了“警察”。

　　吉妮老师看着我的表格，微微一笑说：“警察就是社会的一个标尺，代表公平、公正。你一定要记住哦。”

　　没过多久，我真的被分到了警察局。当时，警务人员正在进行一项“不要向前冲”的突击活动。据调查，墨尔本市绝大部分车祸事故都来自行人乱闯红灯，这次活动就是针对闯红灯的行人开罚单。 穿着制服威风凛凛地站在街头，我心里充满自豪。但这种自豪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站了整整一天，我竟然没有逮到一个闯红灯的行人。

　　第二天，我仍旧站在街头，瞪大了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竟迫切地希望某个人哪怕是因为疏忽而闯了红灯。但是，我很不走运，再次失望了。第三天，我颇为无聊地在街边走来走去，密切注视着是否有行人闯红灯，心里其实已经不抱希望。天黑下来时，我又是一无所获。正要收兵，我突然看到一个穿着肥大风衣的身影匆匆前行。就在黄灯闪动的瞬间，她却提早迈出了一步。我心中大喜，毫不犹豫地走上前，马上开了罚单。可是，当我刚要把罚单递过去时，却惊得目瞪口呆——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吉妮老师。

　　吉妮看着我，脸微微涨红，她也愣住了。我们对望着，一时间无比尴尬。我心里矛盾极了。如果是在国内，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她一马，但现在是在澳大利亚。有“圣诞礼物”的前车之鉴，我咬咬牙，将罚单递给了吉妮。

　　望着吉妮离开的背影，我心里十分难受。要知道，我像热爱母亲一样地热爱吉妮。可现在，我手里拿着50澳元的罚单，它来自我最喜欢、最敬重的吉妮老师。

　　天的社会实践过去后，我回到了学校，因为罚了吉妮，我不再有任何的自豪感。相反，我几乎不敢抬头看她。可是，就在那天的课堂上，吉妮却将一枚自制的勋章戴到了我的胸前。和我一样获得勋章的，还有班里的另外19个人。

　　吉妮看着我们，动情地说：“当你们离开学校，我逐一去考察。我去了商店、超市、银行、法庭、工厂……你们已经是自己喜欢的行业中的一员，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站在台上的20位同学，你们做到了，我为你们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