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霍弗，1902年生于纽约，父母是德国移民。他的经历相当传奇，首先体现在视力上，5岁时他已能阅读德文与英文作品，7岁时却莫名其妙地失明，15岁时又莫名其妙地恢复视力，他因此陷入再次失明的恐惧，开始疯狂阅读。

　　10岁时，霍弗当木匠的父亲去世，由于家境贫寒，木匠工会支付了葬礼费用，还给了孤身一人的霍弗300美元。这个爱读书的孩子，搭车去了洛杉矶，除了打打零工，醉心阅读10年。

　　或许看透了世事，他接下来试图自杀，不成，因为没勇气。于是他决定勇敢生活，成了在加州各地流浪的农场工人，干完活就在图书馆读书。40岁时他想参军，又不成，因为患了疝气，只好到旧金山当码头搬运工，此时开始写作。

　　9年后，这位年近五十的搬运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The True Believer：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立刻跻身美国著名知识分子之列。这本书的中文译名为《狂热分子》，我认为不太贴切，因为他只是客观描述人们如何成为群众运动的“真信者”。群众运动在现在及以后，都能找到这样的“真信者”。

　　1982年，他获总统自由勋章，此时，距他宣布退休并离开公共生活已经10多年，“不再写专栏，不再上电视，不再教学。我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去——那个我起步的地方”。在他那堆满书籍的“洞穴”里，他也许相当快乐吧。被荣誉最后打扰了一下的他，翌年在旧金山去世。

　　除了书，好像他的身边没有其他陪伴。这或许与他处处流露出对人性的不信任有关。他借用拿破仑的话：“虚荣造就了革命，自由只不过是借口。”

　　虚荣心，尤其是精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群众运动就不会发生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成了政府公务员，失意的“意见领袖”极少。

　　出现大量的失意者，群众运动发生的可能就增大了。其中的领袖，往往是失意的文艺青年。以重要的纳粹人物为例，他们的文艺梦罗列如下：希特勒，绘画和建筑;戈培尔，戏剧、小说和诗歌;罗森伯格，建筑和哲学;冯·席拉赫，诗歌;丰克，音乐;施特莱歇尔，绘画。毫无例外，他们都没实现文艺梦，能量转移到了领导纳粹暴政。霍弗认为，他们的文艺梦在内心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政治野心只是其次，文艺梦碎，是永远无法抚慰的失意。

　　成功的商人无法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的务实的优点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在当前的条件下，按照事物的规律认真做事”，这话令群众觉得索然无味，他们喜欢失意者出身的领袖给他们的许诺：“我将带你们去应许之地，我将让你们实现梦想。”“逃离当下，逃离自身”才是失意群众的心理诉求。

　　群众运动最具吸引力之处在于，它暗示参与者可以迅速改变命运。这契合“偷懒”这一人性，工作、节俭、积蓄，听起来都很辛苦，为自己负责即意味着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日常生活显得何等的乏味。德国青年加入纳粹冲锋队，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从自由选择中解脱！——群众运动就这样将失意者从“焦虑、荒芜和无意义的个人生活”中拯救出来。

　　这些“自我轻视”的人，在仇恨的引领下，迅速聚集。因为“相爱的人多喜欢独处，只有我们生出恨意时，才愿意寻找同盟，更奇怪的是，当我们的恨意不那么正义和庄重时，寻找同盟的渴望便愈加强烈。这种非理性仇恨驱使我们和同类组成一个坚固的群体”。

　　失意的文艺青年，永远都有;失意或自认为失意的人群，永远都有。总有人成为领袖，也总有人在领袖的感召下走向自我牺牲。在这点上，霍弗是悲观的，他认同帕斯卡尔的判断：“本质上，所有人都互相憎恶，爱与慈善，只是表象与假象，在他们内心深处，只有恨。”

　　失意者的暴政，可能以各种名义回归，飓风一般扫荡美丽的世界，但通过霍弗的分析，你至少有了预知风暴的能力，至少，不会放纵自己的恨意，不会成为暴政中的一员。

　　（赵红星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