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情大性之人

　　我从未见过父亲大白天躺在床上，或无所事事地闲坐着，他总是在画室里忙，似乎永不疲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如果哪天画得不满意，他就会在吃饭的时候说：“唉！今天对不起这碗饭啊！”母亲说父亲是一个“上马能杀敌，下马能作赋”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做事，从不给自己任何借口。和许多画家相比，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给后人留下了几千张画、几百万字的文章、几千方印。尽管父亲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但要有所成就，孜孜不倦地辛苦耕耘却是不可或缺的。

　　父亲是真正的大情大性之人，这和许多大艺术家都有共同之处。他博大的胸怀、淋漓尽致的艺术气魄、为人的义气以及无酒不欢的脾气，与他豪爽、直率的性格完全一致。但他内心世界的深沉却令他喜怒不形于色。我从未见过父亲乐不可支或捶胸顿足地失态，即使喝了酒也是一样。如果有什么令他十分开心的事，也只是私下和我的母亲说。有时我听到父母的笑声，就赶去一探究竟，但父亲立即不说了，一副“不关你小孩的事，快去做功课”的态度。当然，父亲的苦恼也很多，社会关系、政治运动、文艺思想、创作、家庭经济、子女学业、健康……凡此种种，无一不影响着父亲的心境。父亲从不议论或埋怨什么，但有时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窗前沉思，眉宇间的隐忧却是显而易见。

　　父亲内心的那种隐而不发的力量是巨大的，这在他的画里处处可以感受到。我见过父亲画风中飘逸的柳条，他紧抿着嘴，几乎是闭着气，用手在纸上轻轻地摩挲着，双眼极其有神地专注盯着。然后突然下笔，速度极快，有一种惊人的爆发力。而在这高速的线条运行中，粗、细、刚、柔、起、止、停、顿，无一不在掌握之中。画人物的脸部，虽然精细，速度也是极快的，在短短的一根细线里，倾注了无比多的心力。画泼墨的大山大水，更是集全身之力，振臂挥洒。下笔速度之快，大有迅雷不及掩耳、横扫千军之势。

父亲的“社交生活”

　　父亲非常勤奋，要求自己甚严，非常反感“浪费时间”，对毫无意义的拜访和闲聊更是冷淡至极，比如逢年过节时的应酬，他就避之则吉。尤其是“拜年”，父亲是最怕的了。母亲顾虑会得罪领导，劝他“还是去一趟”，但父亲坚决不为所动。母亲拿他没办法，只得和大哥小石商量。大哥倒劝母亲不必担心，说父亲之所以“敢”不去，自有他的道理，不会有事的。果然第二天一早，母亲担心的那些人就陆续而至。母亲这才释怀。

　　父亲对那些追随他的学生倒是肯花时间，长篇大论地说着画的事，古往今来无所不谈，兴之所至还要留吃饭。对那些拿着画登门求教的年轻人，父亲也会耐心地一张一张地看他们的画。我小时候曾见过不少求学者的来信，有想学画不得其门而入的，有情深意切地诉说对父亲如何仰慕的，有因生活窘迫想找工作的，还有措辞激烈、立下“军令状”、要抛弃一切为艺术献身、坚决跟随父亲的“血书”，令人震惊。母亲说他们都是一些“苦难青年”，境遇坎坷，可感可叹。父亲也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安排工作，多数都是在当地的文化馆。

　　1960年，父亲任江苏画院院长后，经常要去画院开会，处理院务。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江苏画院设在南京的旧总统府内，颇具气派。父亲常在那里出入，不知怎么就被在门口摆摊子的小贩注意到了。有一天傍晚，父亲路过画院门口，突然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着父亲深深一鞠躬，说：“请求傅院长允许我在这里卖花生米！”莫名其妙的父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那人一脸沧桑地在冷风里站着，应该是做小生意的穷苦人，不像开玩笑，大概是找错了人，只好安慰他说：“你卖吧，你卖吧！”还特地买了他的一包花生米。事后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和人说起，才知道原来那人把“国画院”当成“国务院”了，还打听到父亲是“院长”，想卖花生米找到父亲应该是没错的了！此事让我们笑了很久，但从没有人告诉那人真相，他也就一直平安快乐地在“国务院”的庇护下卖着他的花生米，每次见到父亲都要感激地叫一声“傅院长”！

　　父亲名气大了以后，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很多。时不时地在大门口就会出现一个陌生人，手里拎着礼物，说是经某某介绍特地来拜访的;又或者出现一个穿军装的，气度不凡，一脸严肃，还带着警卫员，自报家门是“某某将军”，要见傅抱石。母亲不知是何方神圣，当然不敢得罪，只好赔着小心上楼去请父亲。父亲当然是极不情愿放下画笔，我就无数次听见父母为此起争执。等到客人离去，母亲又督促着父亲送客人到大门口，但是等到对方一鞠躬刚直起身，准备说“再见”时，父亲已不见了踪影，弄得母亲哭笑不得，直说：“还是把人给得罪了！”

　　但是有些人他是无法不应付的，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有来看望关心的，有为自己和“某要人”来求画的。当年康生及某些“大领导”，就曾以各种名目要了不少画。这些画当然都是无偿的，而且常常要“点题”。父亲为此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颇感无奈。但深谙世事的母亲知道这是要认真应付的，不能由着父亲的性子来。所以母亲更不轻松，除了要劝说，服侍周到，还要在画上帮忙出点子，在父亲烦恼的时候陪着他。

　　省里的领导，更是不能忽视，近在咫尺，一抬脚就可以到你家“坐坐”，平日又对我们照顾有加，于情于理都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但要陪着聊天，还要送画。

　　至于家里遇到问题要求人帮忙，那是一定要报答的。人家也无所求，要画而已。父亲为了大姐的病寻医问药，就不知送了多少画给有关的人。

　　我记得父亲画桌旁的书架上，长年贴着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人名，总有一二十个吧！母亲说这都是父亲欠的“画债”。相信直到父亲去世，这些“债”都没有还完。

父亲和酒

　　父亲有一方非常著名的白底朱文闲章，刻着“往往醉后”四个字，通常会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颇有些自嘲的意味！

　　但父亲确实是爱喝酒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艺术界人士所共知的。酒对于父亲有很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绘画艺术里，酒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比方说，父亲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酒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也要有一杯酒来振奋情绪;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士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平日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时，手持一杯酒那是常事，就是晚上灯下读书也常有一杯酒相伴。总之，在父亲的生活中，酒是无处不在的。

　　在傅厚岗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副清人的对联，镶着精致的红木框，父亲颇喜欢。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豪放而潇洒。每当父亲手握酒杯轻吟之时，我总是要偷偷笑他只能“学仙”而不能“学佛”了。

　　记得我10岁那年，在一个大雪之夜，家里有客来而酒却不够了，母亲正发愁，我就自告奋勇要去买。谁知雪深路滑，寸步难行，我不断跌倒又爬起来，但双手紧抱着的“金奖白兰地”却没摔碎。母亲见我浑身是雪，叹了一口气说：“快拿给爸爸吧！”

　　父亲也深知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自嘲：“二十年来，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杯，右手才能落笔。”不过他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莲、高凤翰等大师皆有此癖。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寅、徐悲鸿皆早逝。总之，父亲对喝酒虽然有些无奈、自嘲，也不太理直气壮，但“喝酒有理”的心态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戒酒”这件事常常被母亲颇为严肃地提起，父亲也态度很好地听着，似乎“若有所悟”，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其实从未真正打算戒酒。

　　酒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并不只是“爱喝酒”那样简单，其中的心态也不是别人可以真正理解的。我站在父亲的画前，感受那蒙蒙烟柳里荡漾的春意，那如醉的枫林里透出的火一般的炽热，还有那满纸潇潇的泼墨山水中烟雨弥漫的苍凉，我深深地被感动。这样的心胸气魄，这样澎湃的激情，手中的笔，面前的纸，又怎能表达万一？当他生命的激流冲破了这一切时，怎一个“醉”字了得？有学者说父亲是一个有“诗心”的哲人画家，性格耿直狷介，醉后更见天真。父亲曾说：“我认为一幅画应该像一首诗、一阕歌或一篇散文……”我大概能明白父亲在“往往醉后”里蕴藏着的巨大热情。

　　父亲是死在酒上的。1965年9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他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度数的白酒。几天下来喝的酒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量。听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午饭后就如常去睡午觉，并叮嘱母亲到点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大委员会开会，不可误事。谁知此时正好有朋友来访，母亲聊天忘了时间，等到她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已经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深知是酒害了父亲，令父亲过早地去世。但我并不记恨父亲的酒，父亲喜欢喝酒，自有他的道理。也许他在微醺之中，能感受到心灵的翅膀无比自由，可以冲破那些压抑在心里的晦暗和苦闷，释放出一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家中兄妹无人饮酒。但每逢清明去拜祭父母时，我仍会绕着父亲的坟墓倒上一瓶酒，让那竹林掩映的墓地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我深信父亲是一定能闻得到的。

　　（恬淡人生摘自《羊城晚报》2014年10月30日，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