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天，我刚刚到达芝加哥的第二周。我的学校在市中心，白天东南西北都是繁华景象，一到夜幕垂降，便只剩乞丐、酒鬼和警察了。偶尔见到一些行色匆匆的人，便是我们这类上晚间课的学生。这天我走出地铁站，发现白天的东南西北此刻都不算数了，完全陷入了迷失。这时我看见马路对面走来一位女士，下半截脸缩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步子干脆迅捷。我马上朝这位女职员模样的年轻女子迎上几步，用英文胆怯地说：“Excuse me！”她倒退半步，大声道：“Leave me alone！”（“别打扰我”或“请走开”）我看着已成为背影的她，被她无来由的紧张弄得很委屈。我说：“对不起，我只想……”她头也不回地说：“我也需要钱！我也还没吃晚饭呢！”原来她把我当作向她讨钱的人了。我身着洁白的羽绒服、浅蓝色牛仔裤，黑发披肩，虽然算不上时髦，怎么也不会像个乞丐吧？我还想追着她为自己平反，但想到就要开始的课，就作罢了。早听人说过芝加哥人的坏话，说他们暴躁无礼，这次算有了验证。

　　原路又折回地铁站，见一个晦暗的人影斜在墙角，我以更像倒霉蛋的理亏声音把我的问题向他提出。他说：“你已经在你的学校门口了，拐过这个街角就是。”我看见他两个银白的眼珠在一片暗淡中忽闪，心想好心人怎么都去做了乞丐。

　　我顺着乞丐指的方向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感觉有人跟上来了。回头，正是那影子般的乞丐。他对我说：“我能给你买个汉堡包吗？”我非常惊异，说：“什么？”他重复了他的话，也重复了那番快活语调。我告诉他我并不饿，谢谢他。他却锲而不舍，追着我越来越快的脚步，语速也越来越快。我不知道前面那位的不好客和这位的好客是否都正常。快到拐角处，两个警察出现了，马上注意到我们这场荒谬的邀请和谢绝。警察们真是高大呀，行走起来如两座移动的炮楼。

　　警察甲问我：“他想干什么？”

　　我（一脸要哭出来的笑）说：“他一定要请我吃一个汉堡。”

　　警察们面无表情地拦下了他。我往前走了一截，听见后面一声金属碰击：“咔嗒”。回头，那个乞丐已被铐上了。他还想解释什么，警察请他闭嘴。警察的声音不大，也不凶，是那种被此类人和事烦透了的懒洋洋的语调。乞丐在两个庞然大物般的执法者手里显得毫无重量，像一堆碎布扎的。我想这不太公道，便忙折回来为他说情。我说：“他并没有怎样我，只是想给我买一个汉堡啊！”

　　警察乙说：“他打扰了你。”

　　我开始为他抱屈了，提高嗓音说：“假如我不是急着赶去上课，说不定我会吃他一个汉堡呢！”

　　警察甲说：“那你就赶你的课去吧。”

　　他们开始搜他全身，似乎并没搜出能买一个汉堡的钱。现在我看清乞丐的面貌了：一个很瘦的人，眼睛大得不近情理，里面竟有种近乎快活的目光。

　　我想我怎么也不能让他就这么给铐走了，便进一步证明他的好意。警察甲却说：“你闭嘴。我们可以决定他是否打扰了你。”我仍想强辩，但在他们那副杀人不眨眼的气概下立刻灰溜溜地走了。不久听到身后传来乞丐的声音：“芝加哥欢迎你！”“保重啦！”“回见！”“噢！别弄疼我呀！”

　　这位乞丐居然看出我是芝加哥的客人，因此，他那番未兑现的款待还是合逻辑的。比起那位叫我别打扰她的女职员，乞丐显得动人多了。我同时也理解了女职员歇斯底里的反应，在这个时分的芝加哥，任何打扰都带点恐怖色彩。

　　一天傍晚，我结束了下午的课乘地铁回住处。我租的公寓离地铁站仅有10分钟路程，并且在傍晚时分并不冷清。我离公寓10多米的时候，发现有人跟上了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温和地冲我一笑。他个子不高，偏瘦，气质中带一点文弱。我立刻打消了戒备，拿出钥匙打开公寓楼的大门。大门十分沉重，在我猛力拉它时，感觉自己的胳膊肘戳在了一个人身上。原来那个男孩也要进这座公寓。我想我大概碰痛了他，就说：“对不起。”他微笑着说：“没事。”非常礼貌的男孩。

　　就这样，我们一同进了公寓，并一同步上昏暗的楼梯。我刚搬到此地不满一个月，没有闲暇了解左邻右舍。我在上到二楼时问他：“你也住在这里？”

　　他含糊地“唔”了一声。

　　然而他并没在二楼停住，径直跟着我往三楼去。三楼的人我大致熟识，便问：“你是跟那个画家学画的？”未等我得到答复，我的脖子已被一条胳膊从侧后方扼住。我这才明白自己放进来的并不是个温雅男孩，而是个温雅盗匪。我十分冷静，拿出谈判态度说：“你是想要钱吧？”

　　他说：“是。”他将一件利器顶在我腰上。大概是刀。

　　我从书包里抽出一个信封，里面有5张20美元的钞票。我把信封递给他，说：“全在这儿了。回头你慢慢数。”

　　他接过信封，那件利器又抵得深一些，说悄悄话似的对我说：“不许嚷，等我下楼以后再嚷。”

　　我说：“好的。”

　　他轻盈敏捷，一步三格地下楼去了。我当然不会等他逃远，马上大喊：“救命！”此楼充盈着温暖灯光的家家户户全无反应。正是晚餐时分，每个家庭都围坐在餐桌边息声敛气地听着我凄厉的呼救声，同时用眼神相互制止援助行为。这情景是我事后想象的，它是我对芝加哥的一系列失望中较重大的一次失望。

　　年轻的抢劫者逃亡之后，一位邻居带着一丝羞惭对我说：“应该报警。”警察们在5分钟后到达，又是两个大汉，又是那副见多识广的慵懒模样，他们问了3遍前因后果，一个问，一个躬身在写字台上做记录。正常尺寸的写字台在他身材的对比下，顿时发生了比例差错。我一面述说经过，一面看那个伏在案上活受罪的巨人，他那厚实庞大的臀部如磐石一般，带有粉碎性的摧毁力，紧紧绷住它的裤子随时都有绽线的危险。

　　警察们认为错误主要出在我这里：不该根据相貌、气质、衣着的体面程度来判断人的好与歹，因此他们对我缺乏同情是为我好。我想他们是有道理的，我对芝加哥的险恶远远没有觉悟。

　　第二天我来到邻近的警察站，从一本相册里辨认那个少年抢劫者。每一页都贴满了人的正面、侧面照片，密密麻麻的五官弄得我头晕眼花。我合上相册，对他们摇摇头。他们又拿来另一大册。几册看下来我要虚脱了。这个五官的海洋把我对那少年抢劫者最后的一点记忆淹没了。

　　从那以后，我不时接到警方的电话，说新近逮捕了一批少年犯，问我可否配合他们，辨认出那个抢过我的少年。我正为各门功课忙得不可开交，支支吾吾地推托了。我渐渐感到那100美元给我带来的是一连串不得清静的日子。抢劫者不知去向，警察们就只能逮住我。我第三次来到警察站，站在一扇玻璃窗后面看审讯，据说玻璃的那一面是看不见我的。这种所谓的“配合”使我忙碌的生活又添了许多忙碌。每次“配合”结束，我尽量让自己想开：我至少拿警察们练了英语。

　　进入严冬，晚间课结束后已近深夜，脚步踩在厚雪上都有了异样的声响。一天夜里，四周静得诡异，我总觉得静谧中似乎有不止我一个人的脚步声。我却不敢回头去证实是否有个心存歹意的人在和我暗中为伴。我开始奔跑，越是跑越感到另一双脚的足音存在。这时一辆汽车从天而降一般停在我面前。两个巨人警察刹那间出现在我左右两侧。他们中的一个问：“你跑什么？！”

　　我这时发现那个跟踪者纯属我的臆想。警察们把一个无缘无故狂奔的人看成某种嫌疑者是很自然的。我大喘着说：“没、没跑什么。”

　　另一位说：“上车。”

　　我想：完了。他们冷漠地嚼着口香糖，为我拉开车门。我刚才一定跑得像个亡命徒在逃避捉拿。我知道跟警察犟嘴是自讨苦吃，只能招来更糟的待遇。我在车上乖乖坐着，眼泪死噙在眼里。眼泪在他们看来不是眼泪，是伎俩。开车的警察突然问我：“你住哪里？”口气很硬。

　　我战战兢兢地说出地址。不一会儿，车停了。我一看，竟是我的公寓门前！“押”我的那个警察先下了车，替我拉开警车门。他一尊金刚似的站在那里，直到我走进公寓大门。他那不动容的面孔使我连句感激的话都难以启齿。

　　我离开芝加哥后，常对人讲芝加哥给我的感受。我突然发现在自己描述芝加哥时含有类似怀恋的情绪。尤其当电影《亡命天涯》在美国轰动后，我这个仇恨动作片的人也被Tommy Lee Jones扮演的警长震住了。他有着类似芝加哥警察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勇敢、冷酷、执法如山，还有那种为执法而杀人不眨眼的气概。还有，就是知道自己很不讨人喜欢而表现出的无奈的自嘲。

　　原来，我对芝加哥的感情，包含着我对于芝加哥警察的感情。

　　（十三页摘自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波西米亚楼》一书，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