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我来北京谈起吧。”正林点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堂侄女不允许他抽烟,他们的孩子有支气管炎,对烟味非常敏感。
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业装修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不结婚”,身边的女友换了一个又一个。他的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正林在北京的单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爹妈担心他找不到老婆,又怕他名声不好,勒令他回到穰县相亲。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2011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一天是正林儿子两岁的生日,我们到通州正林的家里去。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一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间房是建在一条抛物线上,很不稳定。斑驳的小桌子,20世纪80年代产的破旧小冰箱,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卧室里有一张超宽大的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8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算是‘80后’。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那一年真是勤奋得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300块钱。
“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家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期工资800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1200元,这是我在北京生活的起步,心里很高兴。那时我每天上班要花1个小时40分钟,倒3趟车,一间房房租500元,两人合租。在那儿干了有10个月,2006年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家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工资2400元,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个月1100元,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建公园,把人往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一袋饼干上车,下车后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就被挤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早晨6点多出门,有两三百人等一辆车,365次,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才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挤多了。还有从窗户爬进车的。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下往上挤。排啥队?
“2008年又跳到一家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3700元。干了快4年,工资涨到5300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后来,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4个多小时。早上6点15起床,9点左右到单位,晚上8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中国的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西餐,偶尔还说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要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是咋过来的。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就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太累,没有意思。
“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给每个员工现场发了20块钱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还都很鄙视他。公司赚钱的时候你也没有给员工多发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20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花了60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的员工交工资的12%,农村户口的交6%,少一半,养老金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上都有。医疗标准也低,是最低医保。我在的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去过几次,结婚后一眼都没看过。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直很努力,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而是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社会不安定。坐公交车会莫名其妙地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我现在每天在国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莫名其妙地就觉得恐惧,感觉空气都是让人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感觉危险。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抬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8年,还是有奔头,比待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2011年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生存线上,今年我会转回来,摆脱生存线,往生活上发展,再过三五年,估计能往优质生活上发展。
“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在北京,生活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的工资挣大钱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就看你侄女的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有些人素质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了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堂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画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些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的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氧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但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了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槐 荫摘自花城出版社《出梁庄记》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