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红学翻译的大悲之年，7月英国大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病逝，11月23日我国文学翻译界巨擘杨宪益先生仙去。中国翻译协会在2009年9月17日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授予杨宪益，认为“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能企及”。这个评语是中肯的。
杨宪益于1915年1月10日出生在天津的一位望族家庭，他父亲是当时的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也是天津最富有的资本家。杨先生在他的英文自传White Tiger《白虎星照命》（在大陆译本《漏船载酒忆当年》）说道，他母亲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孩子长大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但他不会有同胞兄弟，他的出生还会危及他父亲的健康，果然他是家庭的唯一男孩，且他五岁时父亲就病逝了。他写道：“在过去七十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经历一辈子的坎坷人生之后，他以白虎星自嘲颇有几份命运之缘。
他的一生富有戏剧性。应该讲，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比同时代绝大多数同龄人幸运。尽管他父亲在他年幼时去世，但给家里留下巨额财产。由于他是家中惟一的儿子，怕他遭绑架，他在十二岁前不许出门上学。家里为他专门请了私塾老师，塾师教他儒家经典、重要的中国古代作品，并教他写旧体诗。当时中国已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许多新式学校对儒学典籍与古文不那么重视，杨家为了儿子的安全，却让他得以饱读旧学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他十二三岁时在他生母的坚持下，终于进了英国教会办的天津新学书院。这所学校师资力量强大，校长哈特博士是剑桥大学毕业的，杨宪益先上了一年预科，然后在此读了六年，该校的大部分课程如英国文学、物理、化学、世界历史、地理和数学用英国课本，由英国人讲授。由于基础好和天赋高，他的学习似乎没花多大力气就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他家为他还请了一位家教，教他英文与数学，不料那位女教师冯太太恋上了比她小十二三岁的这位少爷学生。家里为了阻止这段不正常的恋情，决定提早送他出国。这个阶段他还杂览大量中西名作，从英文版的司各特、华兹华斯、雪莱、拜伦、格林兄弟、大仲马、安徒生、王尔德、儒勒·凡尔纳、斯蒂文生、朱赛贝·马志尼等人的作品到中国的老子、庄子、墨子、列子以及当时流行的黄遵宪的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每个星期天这位杨家少爷都要带妹妹与仆人浩浩荡荡上街买书，因此他以后扎实功底的中西学问是练了童子功的。
到英国去后，他便投入发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状态中，因为他要决心考进英国最好的大学牛津大学。经过五个月的刻苦补习，他居然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笔试。可主考官在面试时发现他五个月竟然做到了英国人通常需要准备七八年才能通过的考试，他不敢相信这位亚洲青年人的本领，认为他仅是侥幸考过的，故以名额有限为由让他推迟一年才正式入学。
当年他乘船来英国是经日本、美国和加拿大，那趟旅途让这位关在家里养的少爷已经大开眼界。从1935年夏天到1936年春天这段时间，即他推迟上牛津大学这阶段，他呆在欧洲时间偏多，趁机游历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名胜古迹，其中有一次旅行近一月之久，旅游地点包括：直布罗陀、阿尔及尔、里斯本、西西里、马耳他、希腊，还有爱琴海、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他乘坐头等舱，舒服顺利，这次游历更增长他的见识与奇遇。他在自传提到他在埃及的金字塔有位占卜师预测他不久的将来有位美丽的英国女孩等待他，并将为他憔悴，无限美好的未来会等着他们，他们也会有异乎寻常的经历。果然后来他在牛津遇到了美丽的英国姑娘戴乃迭，他们相识相爱相守一生并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故事。发生在杨宪益身上的故事被中外算命先生皆言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与游览总是相得益彰，是人生宝贵财富，青年时期有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将会受用终生。这些珍贵的人生见识在杨宪益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就享有了。他在牛津念的是希腊文与拉丁文专业的荣誉学位，他须先学完两年的希腊文与拉丁文再学两年的英国文学方能取得荣誉学位。他于1940年顺利地拿到了学位，他的名字还登在英国《泰晤士报》上，这在当时可谓殊荣。他家境富有，用不着为稻粱谋，读书于他基本上凭兴趣和靠天分，从小到大很少为考试得高分而刻苦过，因为成绩好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也不想得高分而留英国工作，他的生命意义在祖国。
他在牛津当然也读了许多好书，但他也不是整天泡图书馆的书虫，他兴趣广泛，牛津学术思想滋养他热爱正义与自由的精神，大学期间他热情参加各种活动，当时日本入侵中国，他热心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组织中国学会扩大影响来打败日本学会在伦敦的影响，还办《抗日时报》与《再生》油印资料，他还为抗日宣传写剧本《平型关》、《紫漠黄昏》（以吴王迷恋美女西施导致亡国故事而创作的英文三幕剧）。他在自传中写道：“从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抗日宣传工作。我当然没有时间准备荣誉学位的初试。当时我对从事学术工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
他在牛津还结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中外师友，如与他的英文导师爱得蒙德·布伦顿成为他的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边喝酒边谈学问，布伦顿鼓励他的诗歌爱好。此时他已经读了许多英国诗，从英国中世纪的诗一直读到了19世纪末。在读英国诗的过程中，他想到将中国著名的长诗《离骚》译成英文，他竟然用英文格律诗的英雄对偶体来翻译。他在自传中说：“我用英国的英雄偶句体形式来译《离骚》，出于兴趣，我模仿了德莱顿的风格，对此我自己很得意。这是我第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后来，在解放后的50年代初，我的这部译作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对这部译作很看重，这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译作，此外也许是他向他的老师布伦顿和西方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杨宪益，周总理说杨宪益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毛主席与他握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杨宪益的翻译主张，所以他一生译过文学作品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有诗、散文和小说，还有历史名作。
杨宪益在牛津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爱情，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名叫格莱迪斯·玛格丽特·泰勒 （Gladys Margaret Tayler）的美丽英国女孩，她长的真像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相识后他们深深爱上了，此后她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戴乃迭。 他们牛津毕业后，这位姑娘跟着杨宪益回到中国，并与他结婚生子，饱经各种困苦甚至在“文革”时坐牢，杨宪益的翻译成果大多与她合作而成，这段中西合璧的传奇婚姻也成就了中外翻译史上的传奇佳话。后来有人问起戴乃迭为何当时选择杨宪益，她回答说杨宪益聪明、调皮、好玩，靠得住，还说过与其说爱上杨，还不如说爱上中国文化。确实，杨宪益有着中国古代名士的风范，怎么不迷倒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英国女郎？此外，我在戴乃迭的自传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他（杨宪益）是（中国）协会主席。起初我几乎给他吓了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从中可见爱自己祖国的人会赢得美丽姑娘的尊敬与芳心。他们有了六十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戴乃迭在1999年11月去世，杨宪益写下满怀深情的悼亡诗：“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1994年末杨宪益给自己撰写了一副挽联：“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并附上自己的注解：此是近年自撰挽联，然近百年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抵如是，此亦时运使然，不足为怪也。故陶诗诗云：“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这是他对自己的谦虚评语，也是饱经沧桑之后对世事的嘲弄。然而，纵观他的一生，无论世事多么的艰难，命运有时对他有多么的不公，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这里举几个例子：在牛津做学生时为抗日宣传出钱出力，他牛津毕业后国内正值抗战，他已与戴乃迭恋爱，本可以申请留英。后来又收到哈佛大学来信，要他到哈佛做助教，还可以继续他的古典学术研究，可他还是回绝了，毅然带着他的英国爱人穿越德军封锁以及日军检查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他对新中国和共产党充满感情，解放前夕国民党的教育部长要他一家人跟他乘坐同一班飞机走，但他拒绝了。在抗美援朝时期，他一家倾其所有来为国家买飞机，为了凑足四万元，竟然将戴乃迭的结婚时的戒指等婚饰都卖了捐赠国家。哪怕他与戴乃迭在“文革”期间受冤枉被关进监狱四年，儿子受牵连精神失常自杀，他都没有因此对国家和党失去信心，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工作中去。他对自己的名利看得很淡，他翻译了那么多的书稿，也没有得到多少稿酬，有时还将自己的译作拱手送给他人。他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充满幽默睿智，心境似乎平静如水，但平静的外表隐藏着一颗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与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在牛津时他领导中国学会与日本人的日本学会斗，解放前他跟随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斗，“文革”中他与造反派斗，为此他付出代价但义无反顾。他的好友、著名诗人邵燕祥说：“杨宪益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疾言厉色。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有风骨。他从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精神、风骨、节操；浸润西方文化多年，他得到了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