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一次跑出去打工，是被村里的代雨给忽悠去的。代雨去山西挖煤，回来大讲那边怎么能挣钱发财，父亲在一旁闲听着，不知不觉就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代雨给打动了，想着去赌上一次，发一笔财，然后回来做一些小生意，发家致富。在代雨的嘴里，山西遍地不是乌黑的煤，而是耀眼诱人的金子。而且挖煤还毫不费力，全是机械，人坐在干净的矿车里，按一下开关，就平稳地下到了矿底，然后吊车一启动，煤就全进了筐，人呢，好像就负责看着，装满了往外运输。那现代化的挖煤方式，让父亲觉得像共产主义一样，充满了希望的光芒。

　　父亲怀揣着一股子理想主义的激情，跟代雨上了路。临行前母亲蒸了一大锅馒头，让父亲带上。父亲就带了几个，然后信心满满地说：“等我回来，咱们天天吃面包。”

　　从此我几乎每天都站在巷子口，张望一下父亲来时的那条路。那条泥路的尽头，是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代雨和像代雨一样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就是从这条公路上消失，然后将钱寄回家的，那么父亲肯定也会从这条路上带着面包回来。那时候我会昂首挺胸地在小伙伴面前炫耀面包的滋味，还有意无意地将父亲可能送给我的新文具带在身上，让小伙伴们看到了，发出一声声让我心满意足的赞叹。

　　我还时不时地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炫耀父亲出去打工，很快就要回来了，去打工的山西遍地都是黄金，父亲只是随便去捡拾一些金子回来。母亲也跟我一样，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遇到去打工的，会变相地夸父亲一句：“我们家那口子也出去了，年底回来，也不知会不会累瘦了。”别人听了，就笑嘻嘻地让母亲的虚荣心膨胀一下：“哪会瘦了呢，都说山西挖煤的有钱得很，在外面吃得好喝得好，肯定变胖了吧。”母亲听了心里喜滋滋的，轻飘飘地回家做饭去了。

　　父亲在我和母亲这样朝人夸耀了半年之后，终于回来了。他回来的那天，毫无征兆，我和母亲吃完了晚饭，乘凉到星星稀了，便要关了灯打算睡觉。刚刚插上门，灯还没有来得及熄呢，就听见有人在敲铁门。那声音有些不太自信，很低，但非常持久，一下一下地，敲得让人有些心慌。母亲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朝窗外看了看，当然什么也看不见。我给母亲壮胆，说：“娘，我拿手电筒，跟你一块儿去。”我没敢说去看贼，尽管我心里其实怕得要死。母亲大概也怕吧，否则不会点点头，示意我跟在后面。

　　离门口还有几米远的时候，母亲用明显发颤的声音壮胆问道：“谁？”门外的人停了片刻才小声回复道：“我。”母亲有些犹豫是不是父亲，但还是走过去，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外面的人。母亲打开门，看到父亲站在面前，还是不太能确定那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男人就是父亲，是我喊了一声“爹”之后，母亲才忽然哭了出来：“你怎么混成这样了？”父亲没吭声，将门锁上，提着去的时候背的那个黑色的破书包，灰溜溜地进了屋。

　　母亲给父亲打来一盆水，让他洗漱。父亲好一番收拾，刷牙洗脸刮胡子，又将脏衣服给脱了，找出干净衣服换上后，才不耐烦地对一旁唠唠叨叨的母亲丢一句：“睡吧，我累了，明天再说。”

　　我和母亲一心一意期待的见面，当然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想象中，父亲是荣归故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破衣烂衫地走进家门。他还会用尼龙袋装满我叫不出名来的水果，给我买一堆漂亮的玩具，母亲的衣柜里，也会多出几件时髦的衣服来，让她在村子里走上一圈，收获一箩筐女人的啧啧赞叹声。而且父亲一定是在白天所有人都出门的时候，气宇轩昂地走进村子里的，而不是像见不得人的小偷一样，选择在夜晚溜进家门。

　　这些疑问，如今不用再问，也能从父亲落魄的容颜里窥出，这一次出门打工，父亲被人骗了。果然，第二天，父亲心情好一些了，才愧疚地将进了黑煤窑的事情讲给了我们。想着父亲差一点就丢了性命，再也无法回来，我和母亲心一软，也就原谅了他。但对夸耀山西煤矿的代雨，母亲还是狠狠地骂了一通，尤其在他登门看望父亲的时候，母亲差一点将他关在门外。

　　很久之后，父亲回忆年轻时峥嵘岁月的时候，我才从他口中听到关于山西的只言片语。父亲那时已经可以平淡地讲述这段经历，提及在煤窑里生活的艰辛：他推车俯冲而下的时候，差点一头栽进深不见底的煤窑里，再也爬不上来。讲述时，父亲的脸上看不出太多的难过。他甚至还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他和代雨逃票下车后，想去镇上澡堂里洗个澡，但捏一捏口袋里薄薄的一张纸币，还是忍住了。在临近村子的时候，父亲用那张纸币买了一斤橘子，放在了破旧的书包里。我没有告诉父亲那橘子的味道，我其实一直念念不忘——酸的，涩的，让人忍不住皱眉的，但我却努力地吃了两个橘子，并咧开嘴巴，告诉父亲“橘子真甜”。

　　父亲再想起打工这一档子事来，已经五十多岁了。只不过，这一次打工是在县城，而不是遥远的山西。那时村子里早已有了萧条破败之气，很少有人再靠种地为生，大家都像候鸟一样，种完地便离开了村子，去北京、上海或者广东。有的为了儿子能有个媳妇，跑去城郊买一套小产权房，而后骑着三轮车到城里去做生意。更有人直接将地给了别人，全家都搬迁至县城。父母始终舍不得将七亩地扔掉，也就开始了在县城租房子打工的两地奔波的生活。

　　父亲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园林所里打扫卫生，工作看似清闲，却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家劳作。后来无意中他帮园林所疏通了一次下水道后，便走上了专门帮人疏通下水道、更换马桶的路。这条路不需要老板，不需要多少技术，只要有体力、有耐心、有吃百家饭的勇气，能够将写着手机号码的小广告贴遍大街小巷，让人能够一眼便可以窥到，而且城管还无法将号码给刮下来，那么就能够在县城里时不时地有活可干。当然，有时很忙，东奔西走，一天能将县城绕好几圈;有时，却一整天两个手机都静悄悄的，枯坐着让人等得心烦。母亲是急性子，在家里看着父亲无所事事，常常会着急，做饭也做得没有心思，一不小心，就将饭烧煳了，或者心不在焉地放了两次盐在菜里，让父亲呸一下吐出来，骂一声娘。母亲也毫不示弱，这样便免不了战争。

　　那时的我，已经在读大学，可以免去听他们毫无意义的争吵。只是苦了正在县城借读初中的弟弟，在租来的狭小的房子里，他不知道是该劝阻还是保持沉默，最后看着战争有升级的趋势，他也就只好躲出去，沿着墙根一直走，走到一个养鱼的大水塘附近，在垃圾堆旁边坐下来，看着浑浊的水发呆。偶尔，有小混混会来诱惑弟弟加入帮派，弟弟为人老实，怕，跟他们敷衍几句，就匆匆走了。最后走来走去，发现没有朋友可找，只好在租来的破旧的房子门口坐下来，看着天空发呆。

　　这样的生活，在父亲的努力之下，慢慢有了改善。五年以后，父亲便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县城买了一套二层的小产权房，全家人自此在县城立了足。这时的父亲，打的工更杂，只要挣钱，他什么都做。他帮人修过水龙头，搬运过东西，改过下水道，安装过马桶，收购过废纸。他从来不嫌弃那些工作太脏太累。因为在城里买了楼房，便被村人嫉妒，村人嘲讽父亲“干的是挖厕所的臭活”，遇到父亲还故意做出掩鼻而过的动作，但是父亲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继续在县城里打工。

　　吃百家饭，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我想父亲这一生结识的人，大概比走南闯北的我结识的还要多。他遇到过小气的中学老师，好心的退休老太太，吝啬的饭店老板，善良的小姑娘，也遇到过欠工钱不给还狗一样冲他咆哮的包工头。父亲很少跟我提及这些或许让他感觉屈辱的经历，他只是回到家，将安装完马桶的手洗得干干净净，便一脸倦容地吃饭，或者休息。

　　只是有一年，弟弟着急中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才知道父亲在县城打工原是这样不易。一个做工程的无赖，欠了父亲疏通下水道的三千多块工钱不给，父亲在一年后上门讨要，那无赖矢口否认，还找来两个小混混，当场给父亲一记耳光。母亲闻讯后跑过来，本想着帮父亲讲理，却让那小混混拿起棍棒照头劈来，母亲一下子被打晕在地。父亲很快报了案，但公安局不作为，一个劲儿推脱说找不到那个连父亲都不知道名字的无赖。无助之下，弟弟找我，我震惊又心疼，找了一个有亲戚在公安局的同学，帮忙催促办理此案。当我告诉父亲，事情会很快解决时，他却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没事，别操心了，你忙你的。”我差一点哭出来，想要指责父亲为何一定要找无赖要钱，而且这样的活原本可以不做，可是想想父亲那时一定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尴尬与难堪，也就忍住了眼泪，和他一样，假装事情并不重要，安慰几句，就匆匆挂了电话。

　　最终，父亲熬不起打官司的费用和精力，只能同意让弟弟花三千块钱，雇来县城一个专门负责帮人讨债的人，去无赖那里讨来一万块钱医药费，私了了此事。这些都是后来弟弟告诉我的，父亲对我只字未提，我也从来不去问父亲与这件事情有关的更多细节。我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回避，好像那是一块伤疤，只要提起，就会有重新揭开伤疤撒上一层盐的疼痛。

　　我想，在天南海北打工的人们，他们一定有和父亲一样疼痛而屈辱的经历，只是，他们也和父亲一样选择了沉默，只将那光鲜的一面展示给人。就像那一年父亲从山西逃回家里，选择了在镇上躲过白天，趁着夜色才悄悄溜回村子里一样。

　　（曼 凡摘自《散文》2014年第11期，戴晓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