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在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勺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里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那天共有十几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十几个人受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在冲突中丧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具悲剧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似乎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他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2010年6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宣布了调查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

　　他在演讲中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属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伦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们群情激奋。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其实也可以是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但正如交通规则一样，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可能寸步难行，正义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

　　（生如夏花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观念的水位》一书，刘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