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位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位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锋颖凛凛，率性豪宕，不愿作假，活出了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完全是截然相反的类型，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38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太平天国运动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助曾国藩，对其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氏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氏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和姓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曾公措辞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了个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天贵福仍在军中，于是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

　　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水火不容的两大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洪天贵福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怎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地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能说出这话，的确是因他有过人的雅量，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同治十年（1871年）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生。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真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也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地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技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技”的妙解。

　　（志 峰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百年湖南人》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