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生样子的少年，正在一个茶馆旁锁他的自行车。三五个在路旁的人对着他指手画脚的，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我与彼得正从路旁穿过，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告诉你！”他轻描淡写、目不旁视地继续向前走。

　　我一边紧跟他的步子，一边追问他。等我们走了五六分钟，他才说：“那个锁自行车的学生就是正在剑桥念书的查理王子。”

　　我对他这样迟迟作答很生气，我想立即回头再看一下或打个招呼，可是已离得很远了。

　　在我回头时，彼得对我怒目相向，且冲口而出：“给人家点自由好不好？”我没有再说什么，头也不回地跟彼得继续往磨坊巷的方向走去。

　　我不好得罪彼得。因为他从不乱说话。他说话很有分寸，有时令我吃惊。为缓和我与彼得之间不融洽的气氛，我说：“我们中国从前也有皇帝，而皇帝也骑自行车。”他果然放松下来，追问着说：“你先说你们的皇帝，我再说我们的。”

　　“我们中国清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叫作宣统。民国成立以后，这位皇帝还在紫禁城里住了十几年。他是三岁登基的，到十几岁才不当皇帝了。他十来岁的时候，要学骑脚踏车。可是，皇帝怎么能学脚踏车呢？一来呢，我们中国的宫殿多是门限，像小墙似的横在门前，什么车也不能过。二来呢，学脚踏车一定要跌倒几次才学得会的，让皇帝跌倒怎么可以呢？这两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把每个门限都锯一道缺口，为了皇帝练车，这当然不难办到。

　　“而我们中国皇帝学车时，也同样受你们牛顿说的地心引力的影响而跌倒，却不易找出防止的办法。最后，是由好几十个太监出动，站在路旁排成了两道人墙，这样皇帝跌不到地上。于是皇帝学会了骑车。但，谁愿意在两道人墙中间骑车呢？他很讨厌这些太监，所以就快快骑，人墙便不够用了，所以两排太监跟着跑。皇帝看到两排太监跟着跑更加生气，所以他就突然急转弯，突然停住，弄得太监‘前仆后继’，左倾右倒，无所适从。”

　　彼得还以为我在造谣呢，其实我是刚刚看完溥仪的回忆录，都是照实而说。因为这一场景太逼真，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笑完，我又继续说：“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装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一个他认识的人，他曾听过一个叫杨小楼的人唱的戏。于是，他向杨小楼家摇通电话，大喊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吗？’”我一边说，一边笑。我觉得这段话如果用国语说给一个中国朋友听，两人一定笑得前仰后合，而用英语说给英国人听，未免减色。

　　当我说完“皇帝拿起电话筒来，打给谁呢”，彼得已陷入沉思;等我说完了杨小楼，他根本未听见，而是忽然正色说：“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

　　然后他继续说：“这位查理王子的祖父乔治六世也是在剑桥念的书。可是因为乔治六世念书时是在剑桥外面住了三年，所以在剑桥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交到。时光如飞，这位查理王子又来了，所以现在的女王决定要他住在三一学院，好与别的学生一样。他现在好像有几个伙伴了，有时候出去打打猎，又有时候演演戏什么的。”

　　“剑桥的学生，差不多都是上一半课，旷一半课，而查理因为是王子，所以上了三分之二的课，只旷了三分之一的课。他入剑桥，教师协会还抗议，说他的中学成绩不够剑桥标准，说他利用皇家势力。后来剑桥把他的中学成绩公开了，教师协会才不说话了。

　　“每个学生都邀请女孩子跳舞，他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就上报了。有汽车时，人家说他招摇过市，骑脚踏车，却总跟来一群人，在旁指手画脚。好像命运注定了他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着难受至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

　　彼得说他们的王子时，由面部到内心竟然表现出如此的痛苦，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因为他平时常对我说，英国是保守的，但保守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形容词。保守，是为既存文明做辩护的。不必说这些保守制度为传承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即使是有百非而无一是的罪犯，一个文明社会不也得给他辩解的机会吗？我觉得彼得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所以我反问他：“既然如此，何必保存这个君主制度呢？为了王室自己的快乐，也早该把君主制度取消！”

　　彼得立时针锋相对地说：“你在美国待久了，觉得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追求快乐载在他们的《独立宣言》上，是不是？并不是的。有意义的人生只是在减少痛苦而已。起码说呢，减少自己的痛苦;往大处说呢，减少别人的痛苦。快乐只不过是减轻痛苦的错觉罢了！”

　　“哎呀，磨坊巷都走过了。再见，彼得。”我自己一边急步踏着落叶，一边想：“不知什么时候，这位保守派变成了佛家。‘众生同苦’，现在的王子、未来的国王也不例外。”

　　（去日留痕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剑河倒影》一书，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