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用泥砖做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彻底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支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用泥做的，外面涂了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曾以两千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他穿着皮靴出门，却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用乌油高丽纸做的，靴子底则是破棉花黏糊的。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让人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制造和贩卖假货的历史久远，过去假货的泛滥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赚一只烤鸭的钱，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生活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是在地摊买的，当时还没发明百货商场。北京的东安市场，直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区，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顾客不用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减少了卖家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人们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里买东西，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是被之前的国营商场衬托的，国营商店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后来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来，大家便觉得假货特别多。另外，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多了，古时候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在美国，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问价，才二三十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刀的。在纽约的百货商店里，多功能瑞士军刀卖三十几美元，而街头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同样的刀，吆喝着只卖三美元。

　　我猜想，古今中外地摊的营销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赵世英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夏大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