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楼下老夫妻中的老太太走了，74岁。在院子里他们总是出双入对，买菜、去公园、走亲戚，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他们婚龄有五十几年，养育了3个孩子。

　　就算知道生老病死再平常不过，仍为老先生叹息！楼道里同进同出的一幕随着老太太的辞世就此消失了。

　　老太太走后，我一次也未在楼道里碰见过老先生，想必他沉浸于悲痛中。几十年来的相携相伴，只余他踽踽独行。

　　七八天后是国庆假期，一位老友约父亲钓鱼，父亲说刘伯伯也会去——刘伯伯就是楼下那位老先生。

　　近傍晚父亲才回来，说钓绩还行，不过不如刘伯伯，他钓得多，还送了几条鲫鱼给父亲。

　　下楼，路过刘伯伯家。门口有只散发着鱼腥味的篓子，想必今天就是用它载鱼而归的。门上还贴着蓝色挽联：守孝不知红日落，思亲常望白云飞。

　　有一回，碰到住处附近一个认识的女人。她父亲正住院，她说起父亲的病情，那是一种很鲜见的小概率的病，病情正在不可逆的发展中。她忧心忡忡地说，若父亲有天不在了，她真不知怎么办——她和她性格乖张的母亲关系一直不睦，离异住回娘家后，宽厚的父亲是她的精神支柱。

　　有一晚碰到个认识她的熟人，说起她父亲前两天走了。

　　没过几天在水果摊碰见她，她正俯身在摊前挑选葡萄，除了那袭短袖黑裙透露出一点与丧事有关的消息，她就像大街上任何一个神色平静的女人。

　　那些仔细挑出的葡萄，表明生活又照常如旧了吗？我没叫她，怕惊动一些什么。

　　后来她再婚搬走了，我总是想起那一幕：她穿着黑裙在水果摊前挑选葡萄。

2

　　我10岁时，外公离世，被葬到故乡的山上。我和姐姐把他坟上的土和我们各剪下的一撮头发放在一个盒子内，表示外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相互约定，一年内都不准说笑！否则就是对最疼爱我们的外公的不敬。我们相信，只有绝对的悲伤才是对外公最虔诚的怀念。

　　这是个我们以为容易的约定，怎么可能会难呢，外公一直护佑着我们，我在外公家长大，上小学二年级时回到脾性急躁的父母身旁，一下从无拘束的亮光里坠进暗影，我总盼望周末外公来接我！

　　但外公走了，胃癌，本来清瘦的他像一张纸片在冬天飞离了人世。

　　悲伤难道不是件容易的事吗？即使到今天，外公过世已30年，我想起童年往事，想到外公清瘦慈祥的样子，仍会独自失声痛哭一场。

　　可那时，我和姐姐发现遵守这个约定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对于10岁和12岁的女孩，即使父母急躁、学业乏味透顶，即使有各种让我们的心过早体会沉重甚至刺痛的东西，笑仍不能被完全抹杀！每当违反约定，我们就向那个装着外公坟土的盒子沉重而默默地道歉。没有了外公的世界我们怎么好意思笑出声来？我们真是太可耻了！

　　到后来，我们已不再监督对方并以此谴责对方了——我们彼此犯规次数都不少。但那种观念，仍成为顽固的印迹留存在我意识中：死亡像匹黑纱，将人世隔出一块“飞地”，它隶属尘世却又不与尘世毗连。在这块“飞地”内，欢笑、享受、美食、性，都是可耻和不被允许的。

　　20岁时我参加了一个笔会，有位男作者说起他父亲半个月前过世，我大吃一惊，此前他的表现完全不像一名失父者啊！他谈散文创作、稿费收入，谈同样喜欢写作的妻子，这难道是半月前才失去父亲的人应有的谈兴吗？我一直认为，死亡是如此沉重的灾难，作为家属、幸存者，我们应当永久活在绵延的悼念里寄托哀思。

　　逐渐发现，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是纵使悲痛，活着的人们都要一如既往地活下去。曾经，我同学的姐姐，一名大四音乐系学生冬天洗澡时，因一氧化碳中毒走了。我去她家，战战兢兢，我怕面对她父母，我想他们的悲痛就像深井，连通着冰凉荒寂的大海……

　　一年后，我问起已移居香港的同学“你父母还好吧”，我只是出于礼貌而问，我想的是怎么可能好！一年前他们失去了正当华年、歌声动人的女儿。同学说挺好，他们来香港玩过，不过待不久，他们惦记着牌友，他们现在最大的爱好是隔三岔五约一帮朋友搓上几圈。

　　我无法将痛失女儿与热衷麻将联系在一起！我那时仍然觉得这对父母的悲痛未免太易平复了。

　　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实在是种无奈的寄托，不然，怎么办呢？

3

　　似乎是种残酷，却也是理智的清醒。是人给自己在危崖铺的一条小路——如果不想从断裂处一闭眼跳坠的话，死亡不能取消垂钓、搓麻将，不能取消夏日的葡萄，死亡不能取消活着的世界里的一切运转与欢娱！它只改变某些当事者的内心，在某些心底从此留下雾霾，或雨水。

　　世界一切如常。

　　当失去女儿的父母在桌边码牌，当失去伴侣的老人在塘边垂钓，当失去父亲的女儿在日头下挑选葡萄，谁又能体会他们心上的痛与缺失？有些东西留在了原地，脚步就算凌乱、沉滞，却还要往前，不能停下。

　　加缪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对母亲的丧事很漠然：“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提示主人公非同一般的冷酷无情。有一天，他自己也临近死亡，他想到母亲当时在马朗戈养老院时，“她已经离死亡那么近了，该是感到了解脱，准备把一切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我也是，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突然间，你对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有了一种理解，理解他那种“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的无所谓，以及有无所谓做精神背景的“一切与我何干”的局外人的漠然劲儿。

　　文末，即将迎来死亡的他“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后，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这真令人吃惊！一个无情的家伙居然在将死时体验到爱和幸福！这是什么逻辑？但加缪的高明之处也在于展示一个局外人的复杂感受。他也许并非麻木不仁，这只是洞悉这个世界的真相后的平静和诚实。

　　相濡以沫，不一定要哭天抢地;情深似海，不一定要同归于尽。日常里，“局外人”的寓言其实早被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就像再粗粝的异物，也得一点点地在体内消化掉，运气好的，异物能结成一颗珍珠。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你看得出满街的平静下有多少未曾止歇的暗潮，你看得出在那些平滑下又掩藏多少刻痕？

　　“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事不是闲事/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开。”仓央嘉措诗云。但这位传奇的情圣喇嘛64岁离世时是不是会想修改一下诗句呢——独坐须弥山巅，一眼看开，连世间生死，也不过是桩闲事。

　　假期结束后的次日傍晚，我在楼道内第一次碰上刘伯伯。我和他打了声招呼，他微微颔首表示应答，然后向楼下走去。他瘦了一圈，神色庄严、平静，往常这时候，他常和老伴去公园遛弯。现在，他一个人，也许仍是去公园，楼道里传来他孤独而努力平衡的脚步声。

　　我听父亲说，刘伯伯去花鸟市场花20块钱买了两支毛笔，准备习字。

　　（田 晶摘自《散文》2014年第12期，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