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纽约时报》之托前往利比里亚探访“埃博拉村”时，乌克兰裔澳大利亚摄影师Daniel Berehulak带了300双手套和35套防护服，以及护目镜、手术口罩、洗手液和无数卷绳子。

　　这样全副武装并不夸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14年11月29日，这种烈性传染病病毒已经造成利比里亚7244人染病、4181人死亡。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他看到了他的战友、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们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用绳子绑紧防护服上的所有开口，确保在戴上护目镜之前，除了眼睛之外的所有身体部位都不暴露在外。

　　但当地人似乎并未意识到疫情的凶险，他们达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否认埃博拉的蔓延，排斥外来的医生，这让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但“战士”们依然从全球涌来，美国、加拿大、西班牙、乌干达、科特迪瓦、肯尼亚……名为Suakoko的小村庄很快建立起了一支170人的国际医疗队，他们中有医生、护士、微生物学家，也有老师、大学生志愿者和歌手。

　　相比迅速攀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改变”显得十分渺茫，但对于每一个幸存者来说，它意味着战胜死神。作为这场战役中最直接的胜利者，他们与那些“战士”一起被收入Daniel的镜头，并且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埃博拉勇士。

　　James McGill Kiamue，23岁，利比里亚医学生。

　　“知道我要来这儿，我妈慌了。我对她说：‘如果大家都畏缩不前，利比里亚会变成什么样？所有人，包括你、我、姐姐和爸爸，都可能被埃博拉杀死，那还不如行动起来去对抗病毒。’最后她同意了。”

　　Mabel W. Musa，27岁，利比里亚护士。她的一个好朋友和几位同事被埃博拉夺去了生命。

　　“在一些社区，有人认为我们想杀死埃博拉患者。他们让我先喝一口口服补盐液，然后才拿给病人喝——这又不是毒药！他们还要求我们给病人也戴上口罩，因为医护人员都戴着口罩。”

　　James Regeimbal，36岁，美国海军中尉，微生物学家。

　　“杀死病毒是我的职责。如果我搞砸了，就是置我周围的人于危险之中。所以我永远不能出错，永远。”

　　Otis Bah，41岁，邦县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掘墓人。在这里，他亲手埋葬了一位亲密好友。

　　“我来这儿是为了找份工作养家。很多人害怕这个地方，但我看到了机会。专注于工作就好了，工作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

　　Genesis Sackie，30岁，语言艺术和社会研究教师，3个孩子的父亲，埃博拉幸存者。

　　“我为生存而战。当你看到你的朋友一天天虚弱下去、你身边的人突然被埋入土中，如果没有信念，就会失去希望。是上帝带我走了出来。3个星期里，我读《圣经》、祈祷、锻炼，一点一点走出来，直到现在。”

　　Steven Hatch，45岁，美国传染病专家，一对13岁双胞胎的父亲。

　　“我曾梦到过深夜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埃博拉病床上;或者只穿着短裤和衬衫，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但我并不后悔来到这里。我认为我们已经为这些人做出了一些改变。”

　　Daniel Berehulak/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