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见最后一面？

　　生离就是死别，“不期而别”多好！

　　2012，世界末日。

　　新年的时候去串门，亲戚散布谣言：年底的时候，上天震怒，大灾之年，要死一批人，想要活命，从现在起须一心向佛。

　　又说，那时天全是黑的，全球断电，家里得多买蜡烛，吃的喝的也要备足，据说会连着三个月都没有太阳……

　　亲戚说得酣畅，就像她经历过末日一般。

　　我爸说，迷信，全是迷信！要是末日真来了，我们谁都跑不了。

　　亲戚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我现在想，要是当时信了，是不是后来就不一样了。

　　末日之年的大年初七，我离开冰天雪地的东北，经香港飞去了台湾。

　　走的时候我爸一脸不情愿，“初七就走啊，不在家里过完十五？”

　　他这么一说，细细想来，好像有十几年没在家过元宵节了，从读中学时起，便老是初十之前就回学校读书了。

　　我说，你不是喜欢看翠玉白菜吗，我替你去台北故宫看看。

　　我爸说，注意安全。

　　在外漂泊的这十几年，我爸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啊，没任何新意，我都听腻了。

　　迫不及待地想走。

　　有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人生的路上，哪一段需要你大步疾行，哪一段需要你徘徊辗转。

　　2月底的台湾，飞机还没落地，舷窗上便挂满雨水。入夜后的空气里有丝丝冰冷。

　　我们第一晚寄宿在基隆港，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就是码头。

　　我们从基隆港出发，一路向南，台北、台中、台南，一直跑到了台湾岛的最南端，绕过了北回归线，折向台东，到达花莲的时候恰好是元宵节。

　　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像是电影里用特效做上去的，挂在天鹅绒般的夜幕中。

　　我们借住在乡下姐弟俩经营的一家客栈。

　　吃晚饭的时候，年轻的弟弟一边给我们做豆浆，一边很热络地跟我们聊天。

　　他说，我们台湾啊，台东不行，年轻人都去大城市了，大城市多好啊，灯红酒绿的，结果我们这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人。我年轻的时候，也一腔热血，跑去台北打拼，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能在台北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最后什么也没干成。台北是好啊，谁不想留下来，可是房价太高了，买不起，没有工作的话连房都租不起，我干了几年也没攒下什么钱。后来我姐叫我回来，一起努力把这家店开起来，我现在很幸福。我从小在这儿长大，人是熟的，路也是熟的，连海边那些石头我都熟，干吗非背井离乡地去挣那个辛苦钱呢？能跟亲人在一起，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小镇上过简单生活也很棒！

　　然后他就示范幸福的细节，跟人聊起这间客栈来全是发自内心的自豪，院子里铺满的鹅卵石是怎么来的，设计的时候怎么把院子中间的几棵大树保留下来的，硕大的桌子用的是什么木材……

　　我一边听一边想，这和我这样的大陆北漂也没什么不同。

　　有一年我觉得在东北实在待不下去了，不仅穷困潦倒而且绝望窒息。我老觉得自己有一颗年轻又滚烫的心，心尖上全是踮脚张望的梦想，于是那一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揣着一张火车票，一个人去了北京。

　　那之前我若无其事地和我爸说，我辞职了。

　　他的眼神明显一暗。

　　我们年轻的时候，老是迷恋远方，不顾一切地离开家，走的时候义无反顾，连头都不肯回一下。我永远都没法忘记2009年的初冬，东北开始下雪了，我一个人挎着背包，紧攥车票，带着一种悲壮和决绝，上山下海，闯荡世界。

　　10年前，离开花莲去台北打拼的客栈老板恐怕也是这样。

　　而60年前，风尘仆仆离开青岛的致远是不是这样，隔得太远了，我看不清。

　　1949年的端午，青岛的码头上人潮汹涌，混乱骚动。

　　十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集结在青岛码头仓皇撤退。

　　致远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传令兵，他不是城里人，是青岛附近的乡下孩子。

　　那年春天，他结婚了，妻子是同村的姑娘，和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果没有战乱，一切都是宁静和美好的人间故事，他们恩爱相伴，扶老携幼，一辈子会过得平淡又精彩。

　　可是时代选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万水千山，颠沛流离。

　　致远就是其中的一个。

　　18岁的致远，清瘦英挺，远看是个大人，走近了看，脸上的稚气未脱，眼里还是孩子才有的流转的光。他套在大号的军服里，被混乱不堪的人群裹挟着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码头上见最后一面时，从乡下赶来的新婚妻子，硬生生塞给致远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

　　手帕里面是硬的。

　　一捏，致远就知道，那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家几乎倾家荡产送给姑娘的唯一彩礼——一枚戒指，还是银的。

　　致远不要，推还给她，她又塞回去。

　　两个年轻人较着劲，眼睛通红，推搡着手中的手帕，海风一吹，就快把眼泪吹出来了。

　　码头上还有几千人上不了船，渐渐演变成一场骚乱。他俩一会儿聚拢，一会儿又被人潮冲散，就像被浪裹挟着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

　　那一场告别，仿佛是历史的默片，画面上全是跳动着的噪点，除了电流一般的杂音外，你听不见声响。

　　他们都没说什么话。

　　妻子告诉致远爹娘病倒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来不了。

　　致远应了一声，嗯。

　　他知道，从村里到码头，要走一天一夜。

　　后来，就那样分手了。

　　这样一分开就是50年，致远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爹娘。

　　元宵节那晚，同行的人想要吃酒赏月，客栈里却没有条件。老板热心地告知我们步行一里外有一家7-11便利店，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就顶着元宵节又圆又亮的月亮出发了，没想到刚走出几百米，就彻底迷失了方向。路过一户人家，时候已经不早了，有几个人却兴致不减，就着月光围在大门口的小桌旁喝酒。我本来是过去问路的，结果对方一听我是大陆口音，又听说我祖上三辈是青岛人，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拉我们一起喝起酒来。

　　我过几天要去大陆啊。他说。

　　聊起来竟发现我们是同一天的航班。

　　太巧了吧！

　　他说，我去青岛，我有个叔叔从台湾回青岛定居了，所以我每年都要回去两次。

　　这个在花莲乡下拉我们吃酒聊天的人，是致远的侄子。

　　当然不是亲侄子，是致远过去长官的儿子。

　　致远当的是传令兵，他不是为了讨一口饭去当的兵，而是在乡下被抓的壮丁，入伍还没一个月就兵荒马乱地一路往南，回过神来的时候，人已经在高雄的码头上了。

　　18岁的致远站在高雄的码头上，望着海的对面，他想，过个一年半载，安稳下来，就可以回家了吧，至少是可以回到海的那一边吧。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不过是一个驿站而已。

　　18岁的致远这样想。

　　所以在台湾过了那么几年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的长官问他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时，致远皱着眉说，没有我看中的姑娘啊。

　　听他这么说，长官就指着一院子的外省兵说，狼多肉少，还有你挑拣的份吗？你一个外省人，要啥没啥，能娶到媳妇就是福气，多少人都一辈子打光棍。

　　那时长官要介绍一个姑娘给致远。

　　24岁的致远帅气英俊，青春正好，有本地姑娘暗恋他，他佯装不知，总是推托。

　　被长官的话逼急了的致远，拿出戒指，眼泪汪汪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结过婚，她还在山东等我回去。

　　有人肯等你一辈子吗？长官长叹，我们都还回得去吗？

　　长官拿致远当胞弟，嘱他攒钱买房置业，做好两手准备。

　　要是一辈子都回不去了，一个人在这边难免晚景凄凉，很多找不到老婆住进了“荣军之家”的外省老兵的生活只剩下酗酒抽烟，除了打仗他们什么也不会，孤独终老。

　　就在致远对回家彻底绝望的时候，他想，既然一辈子都回不去那个叫故乡的地方，那就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致远的念头刚有松动的时候，一个淡水姑娘就出现了。

　　刚刚好的缘分。

　　那时致远还不太老，30来岁，略有积蓄，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他送给淡水姑娘的信物是一枚白银戒指。

　　送的时候致远没说话，因为眼里噙着泪花。

　　淡水姑娘说他小气，都不是黄金的。

　　他没说话，致远心想，黄金也没它金贵，你要配得起这枚戒指。

　　淡水姑娘不知道这枚戒指的来历。它跟着他，漂洋过海，再难再穷的时候，致远都没想过把它当掉。

　　它就像一枚印章，敲在致远的生命里，告诉他远在故乡，还有他的另一半。

　　他相信她一定还在等他回家。

　　他记得新婚的时候，妻子说很喜欢戒指，那些阔太太手上戒指啊、手链啊银光闪闪，不知这辈子有没有机会也能穿金戴银。

　　这枚戒指的前世今生，致远都没跟淡水姑娘说。

　　致远问她喜欢吗。

　　淡水姑娘笑笑没说话，她还是觉得要是金子的就更好。

　　马上就要结婚的时候，致远收到了一封从大陆捎来的信，然后他就取消了婚约。

　　他去找淡水姑娘要回戒指。

　　致远不知道她是故意的还是报复，总之那枚戒指被淡水姑娘弄丢了。

　　他就像一个几岁的孩子，在大街上抱头大哭。

　　当然他撕毁婚约不是因为淡水姑娘弄丢了戒指，而是他在几天之前得到了一个让他彻夜难眠的消息——她还在。

　　而他现在是一个14岁孩子的爹。

　　1949年，致远离开后的那个冬天，年轻的妻子为他产下一子。

　　这世上最残忍的事，恐怕莫过于时间了，一直单身的致远已经从青春少年变成耄耋老者。退休后的致远去了荣军之家。

　　50年的时光，在台湾，还有数千上万条这样回不了故乡的孤魂野鬼，很多外省老兵讨不到老婆，找不到工作，每个月把政府发下来的钱花光，日子在一片混沌中无情地朝前推进。但在那一片混沌中，他们都有着不曾熄灭的一点光。

　　那光，不是回家，而是落叶归根。

　　致远算是运气好的，有次搞活动，致远竟抽中签，由政府协调和埋单，送老兵回大陆老家。50年啊，整整50年，致远就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两眼泪流。他攒了几个月的钱，由侄子陪着，在商场买了4枚大金戒指。侄子问他送给谁，他腼腆地说，送给老伴。

　　侄子送他去机场，看着他驼着背义无反顾地过了海关。

　　致远真的是幸运的，老伴还在。

　　只不过沧海桑田，老家那儿现在已经被并入青岛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座城市比台北还漂亮，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拼命地看啊看啊，可是眼前的东西太拥挤了，他看不过来，眼睛像是罩上了白蒙蒙的一层水汽，用手背擦一擦，全是泪水。

　　儿孙满堂，却是少小离家，笑问客从何处来。

　　50年后，致远回乡，在众人的簇拥下看见了那个跟自己一样老去的姑娘。老得不成样子，都认不出来了。

　　她说，饭在锅里，我给你热。

　　从大陆回来后，致远不再酗酒，紧张地过起了日子，把钱攒起来只为每年飞回大陆一次，买尽可能多的礼物。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之后，有一年，致远不再回去了。

　　侄子问为什么。

　　因为老伴没了。那年老伴生病去世了。

　　还有儿子啊。

　　不是他养大的，儿孙其实只在意他有没有钱，并不孝顺。一开始他们以为从台湾回来的亲人都腰缠万贯，很快他们发现了真相，再回去时儿孙都不太待见，拿不出钱来就给他脸色看，仿佛他是一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一样，全家只有老伴挺他。

　　现在老伴没了，他再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侄子当时的工作在台北，看着致远叔叔一切如前也就没太担心，年轻人忙于工作总是会疏忽老人。半年过去，毫无音信的致远叔叔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打电话竟也联络不上，于是侄子驱车数小时从台北赶至花莲，却还是遍寻不着。

　　花了一天时间，他最终在精神病院的一个铁制的笼子里找到了致远叔叔。

　　他当时就崩溃了。

　　致远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动物，被囚禁在铁笼子里。

　　他很安静，不吵不闹的。

　　侄子急了，去找人讲理、抗议、投诉，却被告知致远一度想要轻生，几次跳楼被阻拦，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他关在笼子里。

　　侄子解救了致远。从精神病院回来后，致远被带到台北，他在侄子家的床上躺了足足有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当年一起来的战友陆续都回山东了，何况战友们在台湾还有子孙。致远在某一天像是顿悟了一样，那天侄子下班一进门，就看见致远精神矍铄地站在客厅，身边放着一个旅行箱，他说，我要回家了。

　　侄子不同意，死活不同意。

　　你去那边怎么办，你年纪大了，身上还有病，那边的亲戚又指望不上。侄子问，不怕儿子不孝顺吗？

　　致远说，不怕，我要回家，活着的时候我跟老伴海角天涯，死后我要跟她在一起，我要落叶归根。人生这条路，走到头，大家都一样，既然都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不选择落叶归根呢？你去全台湾走一圈看看，有多少人埋骨他乡，有的人，活着的时候不能回去，死了之后想把骨灰送回大陆的老家。相比之下，我还能活着回去，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后来呢，后来致远去了大陆，再也没回台湾。风风雨雨生活了大半生的台湾，对致远来说，确实只是一个驿站而已，只是在这个驿站停留得太长了，长得几乎耗尽了他的一生。

　　致远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到两万多新台币“荣民补贴”，约合人民币5000块钱。

　　他用这笔钱在青岛租了房子，雇了保姆。

　　他住得离墓园很近，每天中午阳光好的时候，他就请保姆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去墓园，在老伴的墓碑前说说话。

　　有时候，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下午，待到暮色渐沉，夕阳沉沉地落下。他昏昏沉沉，嘴角流着口水，像是在说，我也快回家了，等我。

　　有人等了他一辈子。

　　他用一辈子等了一个人。

　　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致远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最坏的故事，他却经历了这个时代最好的爱情。

　　2012年，没有任何告别，爸爸离我而去。对我和他来说，确实一语成谶，这一年变成了如假包换的末日。

　　整个秋天，我晨起的第一件事都是念《地藏经》，之前那位亲戚说，佛祖可为亡灵超度。

　　这世上所有的暂别，其实都可能变成永别。

　　每一个相聚的当下，都是人生中最美的花好月圆。

　　请好好珍惜。

　　（继续前进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你总会路过这个世界的美好》一书，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