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是一件相对而言的事情。我们曾经盼望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时代到来，可是这个时代真的来了，就算有水晶吊灯、智能手机，也觉得不过如此。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说，美国公民获得的生活舒适程度甚至是100年前皇室贵族所无缘享受的，但又有几个美国人的幸福度超过了百年前的皇室贵族？

　　神经学专家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感受快乐和幸福的潜能是有限的。假如只要随着财富的增加，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快乐，那么我们恐怕早就洪福齐天了——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能正坐在私家车里，望着被堵得一动不动的车流骂骂咧咧，对着平板电脑里老板传来的工作邮件闷闷不乐。

　　人类是一群靠比较存在的家伙，当邻居新买了路虎，你开着宝来的愉悦度就会陡然下降;同事买了别墅，你会顿时觉得自己原本还宽敞的公寓变得非常狭小。20世纪美国自由思想家门肯说：富人是一个比他的亲戚多赚100美元的人。门肯还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个人对自己的工资是否满意，取决于他是否比他老婆妹妹的老公挣得多。

　　1975年到1995年，美国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了近40%，但美国人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感到更幸福。尽管拥有了等离子电视机、游戏机和第三辆小汽车，但是人们对生活并没有感到比20年前多一丝半点的满足。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早在1974年就注意到这一现象：就财富和幸福的关系而言，只有在贫穷国家，总体生活满意度才与平均收入呈线性增长关系。只要最低生存标准达到了，这种相关性很快就会瓦解。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绝对收入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大多数人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境遇差异。比如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相比于得到的第一份薪酬的具体数字，你更在意的可能是这个收入在班上排到什么样的位置。科学家莎拉·索尔尼克等人曾做过一个广为人知的实验：他们调查学生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世界里，一个是他们有5万美元收入，而其他人都只有他们一半的收入;另一个是他们有10万美元的收入，而其他人的收入是他们的两倍。结果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前者，尽管选择后者其收入会得到明显的提高。

　　上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证券委员会强制上市公司披露高管的薪酬。当时高管们的薪酬已经是工人薪酬的131倍。委员会的意思就是让大伙看看，你们好意思拿这么多钱吗？

　　薪酬公开后不久，媒体就按高管们的收入高低开始排名，可是大众低估了高管们脸皮的厚度，这样做不但没有降低薪酬，反而使得各路高管互相攀比，结果，他们的薪酬像火箭一样往上蹿，和普通工人的收入比达到了369比1。要知道，高管们的比较对象是别家公司的高管。

　　事实上幸福感存在着一种重启机制，只要别人过得比你好，这个重启键便会无情地被按下。经济学家在观察这类攀比现象时，用了一个有趣的术语，叫作“赶上琼斯家”。

　　（刘 振摘自《深圳商报》2014年12月24日，勾 犇图）